曾國藩和李鴻章

“十二（1872年3月20日）夜得黃軍門馳報，吾師頭暈復發，調養數日已瘥，乃於二月初四日棋罷散步圓亭，倏而薨逝。”這段關於曾國藩病逝的描寫抄自1872年3月24日李鴻章寫給曾國藩之子曾劼剛（紀澤）和曾栗誠（紀鴻）的唁函。在同一信中，李鴻章還回顧了他和曾國藩長期親密的交往：“鴻章從遊幾三十年，嘗謂在諸門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親切。”[1]

李鴻章之所以會與曾國藩有關系，是由於他是曾國藩一個同年的兒子（年家子）。李鴻章之父李文安和曾國藩同是戊戌（1838）進士。[2]這種關系固然是曾、李關系密切的原因，但是它並不足以在曾、李之間產生如此深厚的友情。只是在李鴻章成為曾國藩的弟子之後，他們之間的關系才開始發展成為延續了“幾三十年”的交往。

李鴻章在他的一生中從何時起成了曾國藩的學生，這個問題目前尚不清楚。就我們所知，李鴻章在1843年或1844年之前沒有去過北京，而曾國藩1838年成進士後則一直留居在北京，因此，這兩個人在此前沒有什麽機會可以會面。毫無疑問，李鴻章之父曾經在給兒子的信中談過曾國藩，李鴻章在進京前也一定很了解曾國藩和他父親的關系。因此，這樣設想是合乎情理的，即李鴻章進京時，在他心目中曾國藩是可能成為他的老師的。在這個問題上最流行的、權威性的史料是《曾文正公年譜》，其中記述道，李鴻章在1844年（甲辰）中舉人後到了北京，同年成為曾國藩的弟子。[3]且不論這一史料的可靠性，李鴻章自己的記述顯示出時間早一年，即1843年。在《李文忠公遺集》中有一首題為《入都》的詩，注明時間是1843年（癸卯）。在這首詩中，李鴻章描寫了他首次進京時的心情，抒發了他的抱負。[4]進京不久，李鴻章想必就成了曾國藩的弟子。因為他在1863年寫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中說他已是曾國藩的“二十年老門生”了。[5]假設李鴻章是1843年進京的，那麽，他成為曾國藩的弟子時是優貢而不是舉人。[6]他在1843年通過考試成了優貢，1844年中了舉人。[7]然而，對於他這種已成優貢的人來說，在北京參加鄉試是完全可能的。[8]雖然根據現有證據尚不足以作出這種結論，但是看來李鴻章在1843年20歲時到北京後不久即成了曾國藩的弟子並與之交往密切。[9]

李鴻章進京後成為進士之前的幾年中，認曾國藩為師傅，從其習制舉文。[10]然而，李鴻章1847年成了進士，他和曾國藩之間地位的差距縮小了，尤其是他也成為翰林以後。曾國藩是個翰林，因此這兩個人從理論上講成了同僚，不過他們之間的師生關系仍舊保留著，李鴻章還繼續向曾國藩求教。[11]這種關系在以後五年中一直保持著，直到1852年曾國藩被派往江西任鄉試主考官。翌年二月（3月10日至4月7日），李鴻章也離開京城回到他的家鄉安徽合肥去辦團練。這樣，兩個人都離開了北京並在不同的省份從事軍事活動，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遂告結束，幾乎不再有什麽聯系了。[12]但是，曾國藩並沒有忘記李鴻章，1853年，他向安徽巡撫、他的老友江忠源推薦李鴻章，說李鴻章是“大有用之才”，請求江忠源給他一個官做，讓他掌管軍務。[13]同時，曾國藩將此事告知李鴻章之兄李瀚章，並說他把李鴻章看作是“丁未（1847年）四君子”之一，在這四個人當中，唯有李鴻章“才可大用”[14]。

曾國藩與合肥李家的聯系並未因與李鴻章的分離而中斷。1853年，李氏兄弟的老大李瀚章進入曾國藩的幕府並被委以負責湘軍供應之任，他們之間的親密聯系又恢復了。[15]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瀚章在每12年舉行一次的特考中被選為拔貢生，此後四年間他先後在湖南幾個縣任知縣。[16]1853年太平軍進攻長沙時，李瀚章在巡撫駱秉章指揮下率部守衛長沙城，被獎以七品銜。此後不久，曾國藩即將他延入幕府。[17]

此後九年間，李瀚章在湘軍中擔任過幾種不同的負責供應的職務。1854年湘軍離開湖南進入湖北戰場時，他負責軍糧供應。[18]1855年在江西戰場，他和甘晉主持糧台。[19]鹹豐五年五月（1855年6月14日至7月13日），李瀚章之父去世，曾國藩上疏奏留李瀚章，不使其離職丁憂，被批準。[20]1858年，曾國藩在湖口建立糧台（見第三章），李瀚章受命主持其事[21]，1860年，經曾國藩推薦，他又負責辦理江西厘金事務。[22]

李瀚章從1853年到1859年在曾國藩幕府供職期間，乃弟李鴻章正在安徽辦理團練與太平軍作戰。盡管李鴻章已經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並獲得了相當的軍事經驗，但是，他認為他的官職太小，無能的上司也認識不到他的真正價值，而他對自己的能力懷有極大的信心，這就使得他十分煩惱。他試圖重新回到他敬重並且他認為也能珍視他的才能的曾國藩身邊。“鴻章於鹹豐八年臘月（1859年1月4日至2月2日）始復從師於豫章（江西）”，曾國藩死後李鴻章這樣寫道。[23]圍繞這次重聚發生的事情，正如薛福成描述的那樣，又促進了兩人關系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