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講話而被貶

一個人的仕途走得如何，往往由三個因素所決定：一是天分，二是志向，三是性格。在這三樣中，李綱前兩樣都沒有問題，尤其是“治國平天下”的志向，直接導致他後來在歷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場驚天大戲。

值得一說的是他的性格，他敢說真話，不平則鳴。這其實是一種對政治負責的態度。可是古代的皇權統治，容不下認真負責的人。你一認真，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沒穿衣服的窘態來。所以，不僅皇帝喜歡裝聾作啞的人，整個官場機制也在淘汰著對政治認真的人。

李綱的出身與學歷，足可保他高官厚祿一輩子，他只要不說話，就一切平安。可他的思路是：既然國家高薪養士，就要對得起這份俸祿。看見了國家的弊病而不說，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這種性格，在皇權政治的混沌狀態下，就顯得太清醒了。一般執政的君臣都喜歡混沌（混沌了才容易做壞事），他們容不下講真話的人。即便在同一利益集團裏，愛講真話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僚排擠，這就是歷史上“自己人整自己人”現象的根源。因此，李綱的仕途坎坷，也就在預料之中了。

其實，徽宗一開始倒還沒把李綱當外人，對他青睞有加。李綱考中了進士乙科以後，據史料記載，發榜之日，皇帝“顧問再三”，也就是關照了三次，特旨升為甲等。這大概是徽宗有照顧近臣子弟的意思。

緊接著就授予了李綱官職，讓他當了承務郎、鎮江教授。“承務郎”的職務相當於校書郎，是一個表示俸祿等級的銜；“教授”才是實際職務，是州學或者縣學的主管官員。

此後，李綱的仕途呈緩緩上升之勢，徽宗對他似乎也很滿意。如果按正常趨勢發展的話，李綱在後來當一個十幾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兩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靜：一是金軍入侵，二是他太敢說話。

在鎮江督學的兩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為愜意的時刻。他把老父親接到身邊奉養，沉醉於山川秀麗之中。這情形有詩為證：“山川富佳致，足以為親娛。”（李綱《謁告迎奉詩》）此後的五年間，李綱的官階不斷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國子正”（國子監的職員），後又短暫地擔任過監察禦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禮樂的國家機關；少卿是副長官。拿到現在來說，是副部級的職務。可以說，李綱只用了五年工夫，就進入了帝國中樞機構的上層。

這期間，有一次李綱與他的父親恰巧於同一天被徽宗召見。徽宗注視李綱良久，慨嘆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榮耀啊！”監察禦史是“言職”，也就是負責糾風、提意見的官兒。李綱擔任這個職務後，接連提了幾條意見，就內侍（宦官）外派的問題、宰相喜歡任用幕僚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徽宗見他說話太沖，趕緊罷了他的言職，讓他幹別的去了。

這是他在政壇上初試啼聲，一切後面的大波瀾，現在暫時還看不到苗頭。可是，也許他心裏已經有預感。在這段時間裏，他在一首詩裏寫道：

契闊離親寧素願，

迂愚報國只丹心。

遠遊自是男兒事，

更把《離騷》細細尋。（《吳江五首》）

像屈原那樣忠誠，又像屈原那樣被讒，這的確就是他未來仕途的不幸命運。

宣和元年，京師忽發大水，城西一帶淹得渺漫如江湖。災情嚴重，導致漕運不通。徽宗慌了，下詔令群臣獻策。眾人皆不敢言，唯有李綱敢說真話。

他上奏說：災害不是沒來由的，必有其發生的原因；防災雖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災之策。李綱分析，這次水災是因為京西水利長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認為，水利失修不單是個技術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當朝大佬不思國政，只知搬運花木竹石以取悅皇上，結怨民間，因此才引來了天災。

那麽如何治災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嚴守衛”。

這篇著名的奏疏，題目叫做《論水便宜六事奏狀》，當頭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災問題是個政治問題。要想救災的話，那些勞民傷財的花石綱，能省就應該省；各地凡是受災的，秋租應一並豁免；“水過之後，安置居民，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總之要安撫好老百姓。

對於玩忽職守的“水官”，李綱則提出，要“誅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

那時的當朝宰執是蔡京。李綱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當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綱提的這個意見，等於一頭撞在了銅墻鐵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