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難當頭時的奮勇登場

宣和末年，大宋的厄運突然降臨，北地烽煙驟起。李綱的命運恰好也在巨變前夕發生了改變。他守喪期滿，重新被任命，寂寞孤憤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

一個兵戈鏗鏘的大時代，卷起中原遍地悲歌。李綱被時勢所推動，既身不由己、又當仁不讓地登上了大宋抗金的壯闊舞台。宣和六年，他又添了一個兒子秀之。與此同時，他被任命為秀州知州，還未及到任，次年三月，又被任命為太常少卿，恢復了原官職，回到了久別的京城。

赴京途中，煙雨蒙蒙裏橫渡揚子江，李綱撫今追昔，百感交集——“江山雄偉冠天下，景物瑰奇繞目前。遠跡禹功須我輩，感時懷古一淒然！”

壯志不可磨滅，國勢如江河般狂奔難制。四十三歲的李綱，實際上大半生已過，他在今後還能有所施展嗎？

一個圓形線又回到了原點，可是一切都不同了。

沙縣生涯的散淡寧靜和守喪期間的沉思，使他更堅毅、更執著。這次復出有如蓄勢躍出。同時，連他自己也沒有料到：時勢也有意要造就一位千古英雄，一場大戲就等著他來導演了！

離開京都數年，李綱重進東水門，見汴京風物依舊，只不過上流社會的頹糜之風更熾。北方有強鄰窺伺於國門之外，大佬們卻依然在醉生夢死，在做著懸崖之舞——國之安危，於我何幹？

宋徽宗就是這全國性腐敗的頭子。有兩個故事，足以說明徽宗和他的宰執大臣們荒唐到何等地步。

一日，徽宗從內庫拿出一些金玉器皿，炫耀於諸近臣。他想試探大家對他享受奢華生活的態度，便說：“朕蓄此器多年，恐人多言，故未敢用。”

近臣們哪曉得徽宗的心思，連忙按習慣性思維，一片恭維：“陛下節儉，遠勝前代賢君，實為古今未有之聖明天子。”

這真是馬屁拍到了馬腳上！

徽宗臉色一下子黯然，不再說話。

蔡京在旁看得明白，不由一笑：“各位之論，固然高明，但我以為天生萬物，足資享用。天子富有四海，理應以天下奉天子一人。且陛下撫育萬民，恩被天下，今日天下太平，就應享太平之樂，區區珍玩有何不可用？所行既合天理，人言又何所懼？明理者，必不言。”這個馬屁才是拍準了穴位，不是劣等的小人吹捧之技可以比擬的。徽宗聽了，十分受用，對蔡京也就格外青睞，經常誇他：“得大臣之體統，有愛君之忠心！”

這就是古來的“王八瞅綠豆”原理，劣等領導的眼睛，就看著無恥的小人最順眼。

還有一個故事是，一日徽宗在禦花園裏的太清樓大擺夜宴，與群臣相樂。宋之歷代君主，對大臣都比較寬和。徽宗為了撇開君臣之禮，玩得盡興，便脫去龍袍，僅以繡花便袍在身。

開宴前，徽宗笑逐顏開，對群臣說：“人生得意須盡歡。古人白日樂不夠，還要秉燭夜遊，即是好例。今日夜宴，不談國是，只論風月。望諸公勿拘君臣之禮，不醉無歸，朕這裏佳釀多矣！”

座中有一人，恰是徽宗“君臣同樂”的好夥伴，“六賊”之一的李邦彥。

這個李邦彥是懷州（今河南沁陽）人，市井出身，自小慣於花言巧語，頭腦十分靈活，凡文藝技巧一學就會。吹彈歌舞、琴棋書畫、踢球唱曲，無所不能。當上了翰林學士之後，這個文藝天才被徽宗發現，視為知音，從此扶搖直上。

李邦彥生逢其時，志得意滿，常忍不住誇耀：“鄙人半生賞盡天下名花，飲盡天下名酒，踢盡天下好球，做盡天下大官，好不快活！”他在徽宗面前固寵有一個絕招，就是故意放開膽子講葷段子。民間的流氓文學，在古代是進不了官場的（不似今日），所以徽宗聽得眼睛炯炯發光，通宵不倦。後來一高興，幹脆把李邦彥提拔為宰相，以酬謝他講黃色笑話的啟蒙之勞。

宋時京城人對流氓地痞有一雅稱，叫做“浪子”，時人知道李邦彥當官的訣竅，便把他叫做“浪子宰相”。

這天宴會，李邦彥早已想好了討好徽宗的絕招，事先在生絹上畫出各色花紋，貼於全身各處。待酒至半酣，見徽宗已進入狀態，李邦彥就猛地脫去官服，渾身赤條條地，五肢畢現。他一面大跳宋代的“街舞”，一面大唱市井的流氓歌曲。座中諸臣，先是一驚，繼而大樂，宴會驟然進入一個高潮！

徽宗也開懷大笑，但繼而又覺得：這個李邦彥真他娘的太那個了！於是假作嗔怒，拿起一根黃楊木杖，去追打這個浪子宰相。

李邦彥知道皇帝不是真生氣，就繞著庭前桂樹奔跑躲避，徽宗拿著棍子跟在後面，且笑且罵地追。李邦彥身手敏捷，一竄就爬上了樹，俯身向下，朝著徽宗媚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