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的命運：不被整死就算不錯了

七月初，李綱帶兵進抵河陽。一路上看到邊防設施的廢弛之相，令他心驚，忍不住寫了劄子談這個問題。他說：“京畿一帶的汜水關、西都（洛陽）、河陽等地，原本都是戰略要地，但眼下城壁頹圯，急需修治。今日修復雖晚，然而努力為之，尚可及也。”

路上他還遙拜了前代皇帝諸陵，心有感觸，上奏道：“臣率師出鞏、洛，望拜諸陵寢，潸然流涕。祖宗創業守成，於今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逢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正是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陛下研習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不要聽到利口善言的就信，不要看到小有才而無君子之大道的就用。專心致志，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太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

原來，早在李綱“陛辭”（告別皇帝）那一天，曾經特別向欽宗反映了唐恪、聶山的為人。李綱看到欽宗對這兩人任信之篤，深怕他們專擅誤國，所以在這個劄子裏又再次提醒。

欽宗的批答很有禮貌，內有“銘記於懷”之語，但能不能做到，就不一定了。

我們看李綱對欽宗的態度，即便是有血緣關系，也不過如此了，真是做到了千叮嚀萬囑咐。所為者何？還不是怕這年輕皇帝胡鬧，丟了大好江山？這樣鐵了心的忠臣到哪裏去找？就因為李綱不善拍馬，恥於阿諛，結果無論費了多少心血，無論有多大的功勞，無論群眾何等擁護，在欽宗那裏，地位就是比不上善於奉承的一班小人。

本來，大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完善了唐以來的科舉制度，為大宋源源不斷地培養出“自己的”知識分子官員。這其中，不乏正直之人。他們本應是體制的中堅，長治久安的保障。但是皇權制度在總體上卻容不下這些忠貞之士，總要排擠、打擊、甚至翦除這些正人君子，哪怕因此損害了制度本身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這種可悲而可笑的背謬現象，一直延續到晚清，當腐朽的國門再也擋不住新思潮源源湧入時，終於導致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整體的覺醒——他們開始動手掘這種荒謬體制的祖墳，從此掀開了現代中國史上壯闊的一頁。

回頭再來說李綱的備戰。他在河陽駐留了十余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而後進抵懷州（今河南沁陽）。李綱自出師之後，就下了禁令，要求士卒不得擾民，如有搶奪婦人金釵者，立斬不饒；有撿拾百姓棄物者，黥面發配；有逃亡者，捕獲皆斬。以是之故，這支隊伍軍紀頗嚴，無敢犯者。

面對金軍的鐵騎，李綱也動了克敵制勝的腦筋。他認為，步兵臨陣抵不上戰車的威力；金人以鐵騎奔沖，非戰車不能制之。他的部下有個叫張行中的，根據這個思路制作了戰車式樣圖。這種戰車，兩竿雙輪，前面蒙著皮革，在車上使用刀槍很方便。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駑、槍矛、盾牌，立於兩側與敵格鬥。戰車結陣而行，金軍鐵騎遇之皆逃遁。

李綱見這東西好用，就下令趕造了一千多輛，每日督促軍士演習，就等防秋之兵集中之後，以謀大舉。

卻不料朝廷忽然降旨，命令以前所征調的防秋之兵“悉罷減之”。李綱聞訊後，又驚又怒！河北、河東的二十萬民兵如果都不讓征調，那還能防什麽秋？

他上了一道內容很長的奏疏力爭，其大略為：今臣受命出使，離開朝廷之日不久，朝廷就盡改前日詔書，所征調之兵罷去大半。倘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應付？征調詔書下時為四月，當時已通報三省，若不同意，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半路召回，又與今春相似。一年內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將會如何議論？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離心矣！抗金大事，宗社安危所系，卻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

李綱強烈要求各路人馬請按原詔書調集，決不能誤國事。

奏疏上去，毫無動靜。李綱心急，又再次上疏道：“防秋之計，臣前奏之已詳，現再為陛下論述朝廷不可失信之重要。昔周為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議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為防秋之計，又起天下之兵，遠方之兵皆已上路，又復召回，將士卒伍怎不離心？以軍法勒令諸路起兵，又以寸紙罷之，恐以後有事再召集，無復應者矣！”

欽宗那裏還是不加理會，但幾乎每天都有禦批，催促李綱趕快去解太原之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