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說一聲“拜拜”

李綱與高宗這一對君臣，從建炎元年六月初六起，開始共同操控朝政，一直很默契。高宗對李綱尊敬有加，凡事無不請教，視若老師。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七月中也沒有太大變化。兩人每日見面所議，有很多都是在探討靖康之敗的原因，以作為將來圖大舉的經驗教訓。

七月某日，在議事時，高宗突然出示了一件絹背心，對諸大臣說：“道君皇帝自燕山密遣使臣，帶來此物，領子中有他親書‘便可即位，來救父母’幾字。”

睹物思人，在場大臣無不深深震撼！

李綱與執政們看了背心，都流淚拜奏道：“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的明證！應藏之太廟，以示後世。道君皇帝遠幸沙漠，寄厚望於陛下如此，臣等敢不竭盡全力措置邊事，以實現陛下的孝思？”

等諸執政退下後，高宗的心情也很難平復，就與李綱探討起靖康年間的得失來。

在高宗印象中，欽宗皇帝在位時，處理政事相當勤奮，所以他很奇怪：“淵聖（指欽宗）批閱奏章，有時終夜不寢，而結果有播遷之禍，這是為何？”

李綱深知問題出在哪裏，於是答道：“淵聖皇帝早年當太子十余年，美德聞名天下。即大位後，勤勞恭儉，雖古之賢主，也勝於他不多。但他處在國家艱危之時，勤儉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辨忠邪。一旦議論紛紛，則為小人所惑，所以最終誤大事。人主之職，只要能知人而善任，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自處理細務，而大功也可成。不然，即使在批閱奏章時每日定量，吃飯由衛士傳餐，亦無益也！”高宗聽了精神一振，覺得這“抓大放小”之說甚有道理。

李綱接著分析靖康之敗的緣由：“靖康初，金人犯闋時，中國的應對之策，做對了的有二：一是道君禪位（使金人出師無名，並挽回民心），二是淵聖皇帝固守京城（穩定軍心）。假如其後再做對了一件事，也就是做出正確的決策，中國就可無事。可惜戰與和兩者皆錯，以至出了大變故。和之失在於，對金人所提出之條件，不能答應的應堅執不許，但我方一切皆允諾，這是向敵人示弱。一旦不能兌現，金人當然要再次入寇。戰之失則在於，當時勤王之師集於京城四周三十余萬，臣獻策說不宜分兵，而應以重兵與金軍對峙，待其無糧，圍而擊之，一舉可破。可惜當時不以為然，將兵權分開，所以姚平仲才得以冒險出擊。而後又因劫寨小敗而不敢再戰，賊退又不肯追擊，遂使金人有輕視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臣以為，機會之來間不容發，一失機會，悔不可追。願陛下以靖康為鑒，審處而決斷，方可成功！”

高宗還是不大明白：“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次來犯，遂不能守，何也？”

李綱當然也想過這問題，早就歸納出了五條，當下逐一道來：其一是，金人第一次入寇，不知中國虛實，也沒想到要“犯京闋”，只是因為中國失備，被他們鉆了空子，才打到了汴京城下。宗翰兵又失期未至，所以宗望攻城的願望並不強烈。而第二次，金人則是抱定了吞噬中原之心，戰爭目標清晰，這就很不同了。

其二是，第一次金軍至城下，不數日，勤王之兵已至，對金軍構成了很大威脅。而第二次是城被圍住了，朝廷才發蠟書募天下兵，事不及矣！

其三是，第一次金人駐紮在城外西北隅，而京城守備的主力——行營的軍隊也駐紮在城外的要害地區防守，京城與四方的音信絡繹不絕，城並沒被圍死。勤王兵一到，“賊”即斂兵不敢出。而第二次是朝廷為制止金軍駐紮，決開水口，淹沒了城外西北數十裏，而對東南方向卻不派一兵，結果讓金軍占據了東南，把一座城完全包圍住，城中音信不通於外，勤王兵也進不了城。這是自己把自己給困死了。其四是，第一次被圍，正逢欽宗剛即位，人心振奮；將士們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肯用命。第二次是欽宗執政了一段時間之後，賞罰失當，人心背離，戰鬥力隨之大減。

其五是，第一次圍城時城內防守措置有序，號令嚴明，晝夜檢查，毫不松懈。而第二次在關鍵崗位上無人負責，“賊”至，造橋渡濠，竟然聽之任之。結果金兵數十人登城，城上將士即潰，基本等於沒有防守。

對汴京兩次被圍不同後果的緣由，李綱已經分析得很透徹了，除了一些具體的因素之外，從總的戰略、策略上分析的確就是如此，即便後世的人也沒有什麽更多的文章可做。當時以及南宋後來的有識之士，也都看得很清楚——“李綱在，汴京在；李綱去，汴京失”，因果分明，鐵案如山。所以，在李綱身後，對他的評價一度達到很高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