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戰國風雲（第5/9頁）

劉文輝的兩任上司都是大邑人，其中一位就是劉成勛，在此期間，他一路攀升，從營團長升到師旅長。可是川軍中大邑籍貫的很多，又有誰不想升官受提拔，不會走老鄉關系？這麽多人裏面，能憑“大邑系”混出頭的，其實寥寥無幾。

再說到“保定系”，最早扛“保定系”這個招牌且統領“保定系同盟軍”的，其實是鄧錫侯，但在劉文輝憑借保定二期的資歷進入這個圈子後，鄧錫侯很快就乖乖地退居次席，將盟主的位置讓了出來。

劉文輝在學生時期就相當用功刻苦。有人曾撿到一本他在保定軍校讀書時所用的課本，那是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大戰學理》（即《戰爭論》在中國的最早譯本），上面從頭至尾，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各種眉批旁注。

劉文輝能研讀到這個程度，殊為難得，他的政治和戰略眼光亦可見一斑。

很多四川高層人物都有吸食鴉片的習慣，劉文輝後來也抽上了鴉片，但他能說戒就戒，毫不拖泥帶水，說放下就放下了。

這樣一個人，不管你把他放到“劉湘系”、“大邑系”還是“保定系”，都注定要脫穎而出。

不久之後，連劉湘也感覺到了危機。在巴蜀政壇，劉湘給人的印象一直是個寬厚能容的“仁義之君”。

有一年夏天，他在重慶主持教育會議，發言時憧憬遠景，說他統一四川後，一定先要發展土特產，像榮昌燒酒房的泥金茶壺，隆昌的白豬兒（都是當時的名特產），都要興旺起來。

這些話本來沒什麽錯，錯的是他又跟著來了一句：“只要土特產能發展起來，就能致富，所以我們不靠科學也不要緊，閉關亦能自守。”

劉湘所說的“科學”，並不是單指科學技術，而是對外界事物的統稱，他要表達的基本意思是，四川乃天府之國，這裏應有盡有，經濟搞好了不依賴外援也行，完全可以做到自給自足，也就是“閉關自守”。

台下坐著很多教育界人士，包括重慶大學的校長和分院院長。其中有個理學院的院長當即打斷劉湘的講話，起立發言：“我以為，國家富強必須依靠科學，如不依靠科學，請問督辦今天為何要穿西裝呢？”

身著西裝的“劉督辦”登時面紅耳赤，隨即退席倉皇而去。

劉湘講話當然有不妥之處，可這院長也未免太尖酸無禮了些。只能說，那時候的教授和知識分子有的是獨立精神，敢跟高官顯貴放炮並以此為榮的不在少數。

當然，反過來也得替劉湘說句公道話，他作為重慶實際的“土皇帝”，雖然被人中途哄下台去，導致臉面全失，但事後既未發火也未報復，這就不是一般人，也特別是那些平時吆五喝六，手上握根槍杆子就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的諸侯們所及不上的。

你換楊森來試試，“蠻幹將軍”有可能當場發作，桌子一拍，暴喝一聲：“請你不要打斷我的講話，否則滾出去！”

劉湘對自己的形象也曾自鳴得意，所謂得天下先要得人心嘛，這可是當年先主的取勝之道。

然而在劉文輝崛起之後，他就得意不起來了。

連劉湘都遭人起哄，可見諸侯們的發言水準，但劉文輝例外，他幾乎就是個天才的演說家。

劉文輝講話，從不依靠秘書寫稿，所有布局、段落、內容全系他一人構思，秘書至多不過執筆整理而已。他還有一個習慣，即不講重復的內容，哪怕是同一主題，每講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加進其他素材和觀點。有一個主題，據說他講過十八次，這十八次的發言稿竟然完全不同。

你還別小瞧了演講，西方政治家有哪個不是演說家？若不會演說，都邁不進政治這個門檻。

劉文輝出來講話，就相當於一個政治家的即席演講，往往旁征博引，滔滔不絕，就算講的時間長，聽的人也絲毫不覺厭倦，與劉湘等人形成不小反差。

這還不光是口才，更關系到一個人的見識。

三國演義上說劉備“不甚好讀書”，不知道皇叔是不是繼承了家族血脈，在這一點上他跟其先祖劉邦倒十分相像——劉邦的文化底子也很薄，有一段時間還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幹過把儒生的帽子當夜壺這樣的驚人壯舉。

劉備的對手曹操就不一樣了。盡管三國演義中描述曹操的出場是“好遊獵，喜歌舞”，官宦子弟的喜好一個不少，但他肯定是飽讀詩書，要不然怎麽可能寫出《短歌行》那樣的傳世名篇？

讀書跟不讀書有沒有差別？有差別，而且大了。

劉備的前半生，始終飄零無依，其麾下雖有關羽、張飛、趙雲等一幹猛將助陣，卻仍屢戰屢敗，原因之一便只能歸咎於他書讀得太少，連“隆中對”這樣的戰略大方向都搞不清楚。相反，曹操能成為“亂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很大程度上就得歸功於他的喜讀書、善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