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難題

陳誠以為到頭了，不料一起了頭就沒有結束的時候，這根藤剛扯完，另一根藤又冒了出來。

有人站起來說，現在政治部的工作也很差勁，哪有什麽成績可言。

下面立刻應和聲一片。

轉瞬間，陳誠又從“黨政上之遊擊”淪落到了“黨政上之瘧疾”，由門外漢變成了打擺子的病漢。

事已至此，他真正嘗到了墻倒眾人推和虎落平陽被犬欺是什麽滋味，不久便被迫向蔣介石遞交辭呈，要求辭去政治部部長一職。

蔣介石同意了，宣布決定那天，他親自到政治部講話，特別提到，“政治部沒有成績”，不是陳誠的責任，而只能怪部裏的其他人沒有把活幹好。

他話裏有話：聽說你們還老同別人搞摩擦……

輪到陳誠發言，卻讓全場的人都大吃一驚——我不同意“委員長”的話。

政治部工作是有成績的，但這個成績不是我的，是政治部各位同仁的，你們大家的。

陳誠說：我們沒有跟別人鬧摩擦，但是不能禁止別人不跟我們鬧摩擦！

有人擔心地朝蔣介石偷窺了一眼，沒想到後者一點沒有生氣的表情，反而臉上還掛著笑容。

他很清楚這位部下的個性，以陳誠的忠誠程度，絕不是要跟他當眾唱反調，而是要表明態度，一種絕不服輸的態度。

眼睛裏不揉沙子的陳誠從來就不肯服輸

隨著日軍長期占據宜昌，重慶受到直接威脅，此時正需要有經驗的大將保衛重慶，這個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跌倒了還能再爬起來，除此之外，必須是絕對靠得住的“忠臣”。

環顧左右，非陳誠莫屬，所以有時候倔一點並不是壞事，是好事。

對於陳誠來說也是如此，只有回歸老本行，到戰場上去體現價值，才能找到繼續往上攀登的階梯。

宜昌失守的教訓表明，李宗仁第五戰區難以顧及江岸戰場，要保衛重慶，就需要在宜昌到重慶之間建立一個新戰區。

宜昌原先有一個第六戰區，但這個戰區是配合薛嶽第九戰區而設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為防衛宜昌，而是確保湘西。之後，因為桂南會戰暴露出機構設置過多的問題，包括桂林行營、第六戰區在內都被撤銷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國統帥部決定在宜昌以西重設第六戰區，任命陳誠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

當時隨著抗戰深入，各個戰區的問題都越積越多，第六戰區雖然是個新戰區，然而也無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隊拼湊在一起而已，所以該有的一樣也少不了。

陳誠把問題都擺在桌上，發現最棘手的是兩條。

其一，缺額。每支部隊都缺，而且缺得觸目驚心，看著一個軍，其實不及一個師，看著一個師，其實不及一個旅。

如果對軍隊實際情況不了解，指揮打仗時就很成問題。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隊定律”，你進攻他的時候，前面一個日軍大隊，你至少得派上三個步兵師，但結果這三個步兵師只能稱為三個步兵旅，最多合一個師，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糧。因為運輸困難，後方軍糧不敷需要，導致部隊常鬧糧荒。在這種情況下，當兵的連肚子都吃不飽，哪裏還談得上打勝仗。

過去，張自忠曾為此百思無計，以至於只能以兵團或集團軍總司令的身份親犯其險，用以鼓舞士氣。

可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像張自忠那樣正直，利用部隊缺額缺糧來吃空額，從中貪汙腐化的不在少數，陳誠對此深惡痛絕。

缺額，那就一支一支部隊清查下去，據實上報，缺多少兵讓上面撥多少下來。

缺糧，表面看來是運力不足，但陳誠一調查，裏面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

重慶政府財政拮據，運糧船的報酬給得很低。長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飯，也要養一家老小，不是一句愛國抗日就能打發過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運輸時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運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還故意把糧船給弄沉了。

陳誠就作出規定，你運多少米，我給多少錢，而且不打白條，這樣一來，不僅未再發生過沉船事件，船夫運糧的積極性也馬上高漲起來。

運費高了，軍政部不給報銷，陳誠就直接拿著賬冊去找何應欽，“何敬公”被他纏得受不了，只好特許第六戰區實報實銷。

可是軍政部部長要負責的也不是就一個戰區，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這也是後來兩人矛盾加劇的直接起因。

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陳誠管不了那麽多，他只知道，第六戰區的問題初步解決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