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成了皇位接班人（第2/3頁）

相形之下，李泰背後的勢力集團盡管不乏權門之後，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卻毫無分量。

不但毫無分量，而且李世民對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頗為反感。在他看來，這幫人基本上就是一些無德無才、只會吃父兄老本的紈絝子弟。當他得知房遺愛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奪嫡陰謀時，就曾當面警告房玄齡等人：“功臣子弟多無才行，借祖父資蔭遂處大官，德義不修，奢縱是好！……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無愆過，即家國之慶也。”（《貞觀政要》卷三）

李世民很清楚，假如李泰入繼大統，這幫“德義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會執掌朝政，到時候不但貞觀一朝的政治成果不保，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與穩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

因此，雖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傾向於李泰，但是在理智上他卻不得不最終選擇李治。

換句話說，他是選擇了李治背後的政治集團。

只有讓這批元勛故舊輔佐新君、繼續執掌朝政，貞觀路線才會得到延續，而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帝王功業才能得到有效的繼承，並且發揚光大！

然而，與其說這是李世民主動選擇的一種政治走向，還不如說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種既成事實。

作為一個馬上得天下的創業之君，誰沒有幾分乾綱獨斷的霸氣呢？尤其在儲君的問題上，任何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況下都會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辦。可是貞觀十七年，李世民卻被迫陷入了一個他無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說，當時朝廷的政治已經發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親戚之內，分為朋黨”（《舊唐書·濮王泰傳》）的地步，在這種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幾乎已經沒有了主動選擇的余地。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想見——當他最終接受長孫無忌等人的意見、決定改立李治時，心裏頭肯定沒有多少喜悅和成就感，有的恐怕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和苦澀。

職是之故，李世民才會表現得那麽一反常態，先是把無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塊數落了，繼而又尋死覓活，最後又對李治說“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把自己弄得像一個大權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實李世民的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是內心種種痛苦情緒的流露和發泄，另一方面也是做給長孫無忌等人看的，目的是讓他們充分意識到——他這個皇帝在這場易儲風波中經受了多大的折磨、作出了多大的妥協、付出了多大的犧牲！從而提醒他們——必須在日後竭盡全力輔佐新太子，否則就是對他這個天子的辜負和虧欠。

換言之，他想讓長孫無忌等人在奪得“定策之功”、獲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時，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義負擔和良心債！就像他李世民為了帝國的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不得不顧全大局、犧牲個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樣。

敲定新太子的人選後，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員，在太極殿舉行了一次“民意測驗”，讓大臣們暢所欲言，提出他們認為合格的儲君人選。

李世民對眾人說：“承乾悖逆，泰亦兇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

這根本不是什麽問題。

因為李世民的兒子雖多，可嫡子只有三個，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兇險”，那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嗎？除了晉王李治，還能有誰？

滿朝文武都聽懂了皇帝的意思，於是“眾皆歡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就在滿朝文武的歡呼聲中，年僅十六歲的晉王李治終於“眾望所歸”地成了大唐帝國的新儲君。

同一天，李世民傳召魏王入宮。

李泰意識到此行兇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違抗，無奈之下，只好帶著幾百個隨從騎兵來到永安門。守門官當即把他的隨從全部拒之門外，只把魏王李泰單獨帶到肅章門。當天，李泰即遭軟禁，暫時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將是與廢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轍的命運。

貞觀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親臨承天門，下詔冊立晉王李治為皇太子，同時大赦天下。隨後，李世民對宰執大臣們公開表態：“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這是一個父親為了避免骨肉相殘，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種選擇。

這是一個皇帝為了顧全大局，而不得不對擁立李治的大臣們所作的一次重大妥協。

在這場波譎雲詭的奪嫡之爭中，李承乾的鋌而走險和李泰的處心積慮最終都沒有給他們帶來好運，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這匹政治黑馬的最後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