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宗登基

長慶二年，宰相們在朝堂上鬥得不可開交，而在地方上，藩鎮叛亂更是此起彼伏。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戰亂剛剛平息不久，武寧鎮又傳來了兵變的消息。

武寧鎮的治所在徐州，地處江淮，歷來是帝國的財賦重鎮。這個地方出了亂子，對朝廷顯然是一個沉重打擊。消息稱，發動兵變的人是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他在三月中旬驅逐了節度使崔群，奪取了軍政大權，然後縱兵劫掠了中央鹽鐵專賣署在甬橋（今安徽宿州市）的轉運院，搶走大量財帛，同時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連接黃河與淮河的運河）的進奉船，甚至連過往商旅的貨物也強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對如此惡劣的反叛行徑，穆宗李恒很頭疼。

河北亂了，還可以依靠江淮的財賦發動一場平叛戰爭，如今江淮也跟著亂了，朝廷要拿什麽來打仗？

最後，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屢試不爽的“平叛”法寶——妥協。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變爆發僅僅十多天後，穆宗就忙不叠地授予了王智興武寧節度使之職。

在飛揚跋扈、為所欲為的藩鎮面前，與其說李唐朝廷的底線是被一次次突破了，還不如說此時的朝廷已經沒有任何底線可言。

既然朝廷沒有底線，那麽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風險、高收益的事情了。這種好事，當然是人人搶著幹。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開封市）又爆發兵變，將領李介驅逐了節度使李願，自立為留後。

眼看藩鎮叛亂已經從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這麽亂下去，帝國遲早會分崩離析。穆宗意識到事態嚴重，不敢再輕易讓步了，連忙召集宰執大臣們商討對策。

大臣們分成了兩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穎和財政大臣（度支）張平叔為首，他們認為，既然已經承認了河北三鎮，宣武也未嘗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為首，他堅決反對說：“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現在如果連宣武也拋棄，那麽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國家的土地了。”

雖然李逢吉在權力鬥爭方面是個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這種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場還是值得稱道的。可碌碌無為的杜元穎向來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對李逢吉的強硬立場很不認同。他對李逢吉說：“李大人，難道你寧肯顧惜這幾尺長的旌節，也不顧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嗎？”

這樣的理由聽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讓人很難反駁。

可事實上，杜元穎是在偷換概念。因為，李逢吉拒絕承認李介，絕不是出於對那“幾尺長旌節”的愛惜，而是在維護朝廷廢弛已久的綱紀，重拾屢屢被突破的底線。試想，假如李唐朝廷對所有叛亂藩鎮始終采取妥協縱容的態度，那麽天下藩鎮必然會以河北、江淮和宣武為榜樣，動不動就擁兵割據，與朝廷分庭抗禮。到那個時候，損失的就不是“幾尺長的旌節”，而是帝國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寧。所以，與其說杜元穎等人的綏靖政策是在“顧惜百姓的生命”，還不如說他們是在以蒼生社稷的福祉為代價，換取虛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

說白了，這就叫飲鴆止渴、苟且偷安。

李逢吉當然不會聽杜元穎等人扯淡，所以堅持原議。雙方爭執不下，穆宗無所適從，這次禦前會議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不久，宣武下轄的宋、亳、穎三州因不服李介，遂相繼上表，請求朝廷另行任命節度使。穆宗大喜，這才感到李逢吉的意見是正確的。李逢吉隨即向穆宗獻計：“征召李介入朝擔任禁軍將領，然後命義成節度使韓充轉鎮宣武。如果李介抗命不遵，就命武寧鎮與忠武鎮東西夾攻，再由義成軍從北面攻擊，韓充一定可以順利赴任。”

穆宗依計而行。

李介果然拒不從命。

七月底，穆宗下詔討伐，命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等部對宣武發起進攻。李介發兵抵禦，卻屢戰屢敗。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憂懼中一病不起，只好把軍政大權交給兵馬使李質。李質歷來傾向於朝廷，於是再度發動兵變殺掉了李介，並將其麾下所有反叛將領全部誅殺，最後把李介的四個兒子逮捕，一起押赴京師。

隨後，韓充順利赴任，並驅逐了一千多名參與李介叛亂的士兵，迅速穩定了宣武鎮的形勢，一場禍及中原的叛亂終於得以平息。

長慶二年下半年，各地又陸續爆發了一些小規模的兵變，所幸都被及時撲滅，沒有釀成大的禍亂。然而，到了這一年冬天，一個突如其來的不幸事件，卻讓整個長安城的氣氛驟然變得緊張起來。

穆宗李恒中風了。

天子的病是因一場馬球賽而引發的。十一月的一天，穆宗和宦官們在宮中打馬球，一個宦官不慎從馬背上跌下，穆宗受了驚嚇，隨後就中風癱瘓、臥床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