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一個權宦的完美謝幕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百官提議要給天子李瀍進獻尊號，稱“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天子同意了，決定擇日親臨丹鳳樓接受尊號，同時大赦天下。

這將是一個盛大的典禮。屆時，滿朝文武必將雲集丹鳳樓，而神策六軍的將士也要到場執行警戒任務。假如在這樣一個重大時刻出了某種狀況，比如禁軍士兵因故嘩變什麽的，那是不是會有一場好戲看呢？

仇士良這麽想著，無聲地笑了。

他仿佛又聞到了七年前飄蕩在大明宮中的冰涼而腥膻的氣息。

當然，禁軍將士是不會無緣無故嘩變的。要看這出好戲，必定需要一個有力的借口。

這樣的借口，仇士良早就有了。

舉行典禮的日期剛一確定，一則流言便忽然在朝中傳開了。流言說，宰相和度支已經跟天子商量好了，準備下詔削減禁軍的衣料及糧草供應。而這個詔令，將在舉行典禮的那天同時發布。

還能有什麽借口，比這個消息更能激起士兵們的憤怒呢？

就在流言洶湧傳播的那幾天，仇士良逢人便說：“到時候，如果天子真的下了這樣的詔命，那麽六軍將士必將集結在丹鳳樓前示威請願！”

很顯然，這是仇士良在向禁軍士兵發布行動指令，也是在對天子和宰相進行恫嚇。

李德裕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立刻作出反應。四月二十一日，亦即大典舉行前兩天，李德裕緊急要求天子開延英殿，由他當廷申述，辟清謠言。

天子李瀍勃然大怒。

無論他和宰相們是否有過削減禁軍軍需的打算，仇士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都是讓李瀍無法容忍的。他當天便遣使向左、右神策軍宣諭：“朕與宰相們只討論過大赦令的內容，從未討論要削減禁軍軍需。更何況，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與宰相無關。有人肆意散布謠言，到底是何居心？”

天子親自辟謠，而且姿態如此強硬，頓時讓仇士良陷入了被動。

煽動禁軍嘩變的借口沒了，仇士良自然也就沒了興風作浪的理由。

看來，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仇士良無奈地意識到，眼下的李瀍已經不是當年的李昂，而李德裕更不是當年的李訓和鄭注了。和這樣一群穩紮穩打、滴水不漏的對手過招，仇士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最後，仇士良不得不服軟，帶著一副誠惶誠恐的表情去向天子低頭謝罪。

這是自甘露之變後，原本不可一世的權宦首次在天子面前低頭。武宗李瀍大為欣慰，從此對李德裕越發倚重。

通過與仇士良的兩次較量，李德裕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集團的囂張氣焰。接下來，他要全力對付的，自然就是跋扈藩鎮了。

自從元和末年以來，大唐帝國歷穆、敬、文三朝，在藩鎮事務上一直采取妥協政策，對四方藩鎮，尤其是河北三鎮割據自專和官爵世襲的現象始終予以默認，包括對此起彼伏的兵變也一直抱著聽之任之的態度。只要各地藩鎮不公然起兵對抗中央，李唐朝廷就會把節度使的旌節斧鉞拱手交給那些驕兵悍將。從前被朝廷視為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已然變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社會現實。這麽多年來，大唐帝國的臣民們似乎也已經麻木了。

然而，到了武宗一朝，這樣的政治現狀注定要被改寫。

因為，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種得過且過、逆來順受的人。一旦有機會，他們必將在藩鎮事務上擺出強硬姿態，重塑李唐中央的權威。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一個改寫現狀的契機終於擺在了他們面前——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了，其侄劉稹秘不發喪，以劉從諫病重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留後之職。

給不給他這個繼承權？

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不。

昭義鎮位於河東，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長治市）。本來，這個地方是李唐朝廷比較放心的一個藩鎮，多年來很少出什麽問題，甚至每當河北叛亂時，昭義的兵一直是朝廷的平叛主力。但是，最近這些年來，昭義與朝廷的關系卻變得越來越差。究其原因，還要從八年前的甘露之變說起。

當年那場震驚朝野的流血事變發生之後，李訓、鄭注、王涯等朝中大臣全部遭到殘忍的屠殺和族誅，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出於義憤，於開成元年二月給文宗上了道奏疏，說了些公道話，並且把矛頭直指仇士良。

他說：“王涯等人不過是儒生，荷國厚恩，豈肯輕易謀反？李訓、鄭注事實上也是為了除掉亂政的宦官，卻被誣陷為謀反，說到底其實也沒有罪。退一步講，就算宰相們真有異謀，也應交付司法審判，豈能讓宦官肆意屠殺？而且還連累了那麽多無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親赴朝廷，向陛下面陳是非善惡，又擔心遭人陷害，禍及子孫。雖然臣不能親往，但一定會克盡封疆之責，抓緊操練軍隊，希望在內為陛下之腹心，在外為陛下之藩籬。倘若奸臣仍舊橫行，臣會誓死入朝，以清君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