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登基

然而，李德裕笑得太早了。

他原以為，剛剛三十出頭的天子李瀍必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統治這個帝國，而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也必將在未來的歲月裏不可動搖地保持下去。

可他錯了。

因為，年輕的天子即將不久於人世。

從會昌五年（公元845年）開始，年輕的李瀍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憲宗、父親穆宗一模一樣的老路——服食丹藥，希求長生。

沒有人知道，這些帝王為什麽不能從前人的覆轍中吸取教訓。

看見李唐的歷代天子就在這種讓人無語的歷史輪回中不斷重復著相同的悲劇，我們不禁想起黑格爾說過的那句話：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這是個悖論，也是一條無奈的真理。

猶如飛蛾撲火般前仆後繼奔向死亡的李唐天子們，就是這條真理的最好注腳。

會昌五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為天子李瀍進獻尊號，稱“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尊號總共十六個字，讀起來實在費勁。不知道百官在稱尊大典上齊聲頌揚該名號的時候，中間是否要偷偷換氣？

其實，群臣進獻的尊號本來要稍微短點兒，只有十五個字。可天子覺得不太滿意，就下令加了一個字——道。

對李瀍來說，這個“道”字絕不是可有可無的。

因為，它是“道教”的“道”。

道教是本朝國教，武宗李瀍一直很崇信，自然希望把這個神聖而高貴的“道”字加進自己的尊號裏。這些日子，武宗極為寵幸一個叫趙歸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長生丹藥，都是這個趙歸真煉制的。

天子既崇信道教，自然對佛教沒什麽好感。而趙歸真為了進一步擡高道教的政治地位，當然也要處心積慮地打擊佛教，於是天天在武宗耳旁說佛教的壞話。很快，武宗對佛教的反感便與日俱增，認為佛教“耗蠹天下”，對國家和百姓都沒什麽益處。這一年七月，武宗終於頒發了一道詔書，對佛教實施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在有唐一代臻於極盛的中國佛教，就此遭遇了一場滅頂之災。

唐武宗一聲令下，全國共拆毀正規寺院四千六百座，民間小型寺院如招提、蘭若、精舍、齋堂等四萬余所；勒令僧尼還俗二十六萬零五百人，強迫外國遊學僧侶二千余人一並還俗；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凡寺院所屬一切財產、器物全部收歸國有，寺院的建材用於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驛站，而銅像、鐘磬等物則全部熔毀，用於鑄造銅錢……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武宗滅佛”，佛教史上稱之為“會昌法難”。

佛教遭遇這場災難，首先當然是出於武宗李瀍的個人意志，同時還有來自道教的競爭和排擠，但是從客觀上講，這場浩劫其實是在所難免的。因為，當時的佛教與其說是一種與世無爭的宗教，還不如說是一個“與國爭利”的超級產業。

唐朝自安史之亂以來，整個國家的現狀是內戰不斷，經濟凋敝，同時國庫空虛，百姓徭役日重，而佛教則與之形成了鮮明對照——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各地寺院不但逐漸占據大量田產，紛紛擴充莊園，驅使奴婢，而且，數量龐大的佛教僧尼又與貴族勢力相互攀結，采取各種手段逃避國家賦稅，此外，更有不少寺院通過高利貸活動多方牟利……

如此種種，必然在經濟上與國家利益產生尖銳的矛盾。所以，唐武宗斷然采取“滅佛”之舉，絕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的。

從“武宗滅佛”的歷史事件中，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當佛教作為一種終極關懷作用於世道人心的時候，它就是這個汙濁塵世中煢然獨立、不可或缺的一朵蓮花；可當佛教忘卻自身的精神使命，與蕓蕓眾生一起在萬丈紅塵中追逐物質欲望的時候，它必將異化成一顆吞噬社會健康肌體的惡性腫瘤。

換言之，當寺院建築的規模一座比一座龐大，當大雄寶殿的香火一天比一天鼎盛，當佛教的出家人一個比一個更加忙碌也更加富有的時候，我們似乎可以問一個問題——這是佛教興旺發達的標志，還是它走向異化和墮落的開始？

也許，這個問題並不多余。

會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瀍開始變得性情暴躁、喜怒無常，其症狀與當年的憲宗皇帝一模一樣，可他依然堅持每天服食丹藥。

進入冬天，武宗身上的許多器官都出了毛病，可道士趙歸真卻告訴他，不用擔心，這是換骨。

是的，換骨。為了長生不老，為了得道成仙，就必須忍受脫胎換骨的痛苦和考驗。

李瀍相信，這是修道者的必經之路，所以他並沒有被眼前的困難嚇倒，而是咬緊牙關，繼續吃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