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誤用照片的原委（第4/5頁）

我立刻派下裏先生到他那裏去。在采訪過程中，得到了《惡魔的飽食》（第一集）的附錄要圖。這就是撰寫《惡魔的飽食》的契機。下裏先生是我10年來的朋友，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幫助。在《赤旗》報委托我撰寫連載小說《死器》時，實現了這個願望。我又同《赤旗》報交涉，把《惡魔的飽食》以《死器》副產品的形式，作為它的延伸強行取得了版面。

當時《赤旗》報對731部隊的認識還很膚淺，對於刊載《惡魔的飽食》的態度是消極的。當時，我提出，在《惡魔的飽食》執筆期間，請下裏先生做我的責任編輯。這個條件被接受了。下裏先生是以我的秘書的身份參加有關《惡魔的飽食》的工作的。

關於《惡魔的飽食》誤用照片一事，與《赤旗》報和光文社沒有任何關系，兩者也沒有任何責任。

在前些時候，關於誤用照片問題，我遭到攻擊是很自然的。作為作者，我應當首先承擔責任。然而，部分新聞界人士卻把對我的攻擊偷換成對日本共產黨的攻擊。一些並不是我的讀者，他們恐怕迄今連我寫過的書一本也沒有讀過，有的甚至根本沒有看過《惡魔的飽食》，此時，他們以誤用照片為口實，來攻擊日本共產黨及其機關報《赤旗》，企圖借此掩飾731部隊的罪行和戰爭責任。

這是明顯的偷梁換柱。《赤旗》報只不過為《惡魔的飽食》提供了發表的版面而已。《赤旗》報沒有購買包括照片在內的任何資料，采訪的全部費用是我籌措的。采訪的總指揮是我，作品是我寫的。如果我是傀儡的話，那麽，采訪費用不會由我來負擔，下裏先生的名字也不會出現。追究“誤用照片”的責任是應該的，但是絕不能把它作為“左右”（政治上）之爭的武器，並利用它來掩飾731的罪行。

如果攻擊的話，應當只把我作為攻擊對象。我聲明：我絕不是“左右”之爭的工具。

對言論自由的限制

追究731部隊罪行的書籍及宣傳，並非僅僅是《惡魔的飽食》。企圖全盤否定《惡魔的飽食》而提出反證詞的人們，必然否定迄今發表的一切揭發或涉及731部隊罪行的書籍和宣傳。

那些攻擊《惡魔的飽食》的人們，最終和我愛國的方法有所不同。他們譴責我過分誇張了日本的陰暗面，寡改了歷史。可是連他們自己也承認日本存在著那些陰暗面。

是把那些對國家不利的一切全部掩蓋起來呢，還是坦率地承認國家過去所犯的錯誤，立足於深刻的反省之上，以免重蹈覆轍呢？在兩者選擇中，我選擇了後者。

誤用照片的責任的確是重大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對於那種全盤否定《惡魔的飽食》，企圖掩飾過去所犯錯誤的做法，我是絕不屈服的。他們一貫的論調是，日本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國家，應當把國家利益置於國民之上來考慮。

這是令人吃驚的時代錯誤，是一種把日本視為世界孤兒的危險的愛國主義。那些攻擊《惡魔的飽食》是誇大日本的陰暗面，篡改歷史的人們，卻不知他們掩飾日本的陰暗面，不正是對歷史的篡改嗎？

太平洋戰爭是日中戰爭的延長，確實是一場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日本國民有義務將對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訴我們的後代。國家的罪過和家長的罪過不同。那是國家在統治者的錯誤指導下，驅使國民集體瘋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將這種過錯掩蓋起來，那麽，不了解過去的新一代人，將會多次重蹈覆轍。這一時期，到我這裏采訪的外國記者，異口同聲地提出這樣的疑問：即日本人為什麽不親自去追究戰爭罪犯的責任呢？

對於過去的戰爭，全體日本人都是共犯，由於教育不斷灌輸，從而使人們相信那是正義的而參加了戰爭。我們絕不能再次成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隊人員、K大學教授植村肇先生說：“因為是戰爭，所以沒有辦法。”然而，我們卻不能說因為是戰爭而沒有辦法。

發生誤用照片問題後，連日來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圍出現了攻擊我的宣傳車，他們用違反防止噪音條例的高音喇叭，罵我是國賊、非國民和賣國賊等。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政府就出動大批警察來保護我。

宣傳車上的人們，要求和我面談，我表示拒絕。因為要求同不相識的人面談，毋須穿著迷彩戰鬥服或行動服，更不必乘坐宣傳車進行謾罵。我要求同意見對立的人面談時，絕不穿戰鬥服，也不乘坐宣傳車，而事先取得聯系，必要時帶上介紹信。這是會見不相識的人時所必需的程序。

人們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張，能夠自由地討論問題，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國家裏，意見發生對立時，有什麽必要讓警察來保護呢？在民主主義國家裏，本來就不必要保護。這證明日本在言論和行動自由方面還存在著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