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 為什麽民主制度和民情傾向於擡高租金和縮短租期

我之前所說的關於主仆的情況也同樣適用於地主與佃農。但是這個話題應當進行單獨的考慮。

在美國，可以說沒有佃農，每個人都擁有自己耕作的土地。

不得不承認，民主的律法有力地傾向於增加地主的數目，減少佃農的人數。雖然如此，美國的這種現狀更應歸功於其國家自身，而不是新的制度。在美國，土地很便宜，每個人都能輕松地擁有自己的土地。土地的出產量很少，僅夠抵得上地主和佃農的投入。所以美國在這一點上像其他方面一樣，是很特殊的，將其作為例子將是不正確的。

我認為在民主制國家和貴族制國家中，地主和佃農都是一直存在的，但地主和佃農的關系確是不一樣的。

在貴族制社會中，佃農想租田地，不僅得付出錢財，還得向地主表示尊敬，關心並服務於他。而在民主制社會中，佃農想租用田地只需要付錢就可以了。[2]當土地作為遺產被分割易手時，當地主家庭與土地的關系不復存在時，土地本身的作用將僅僅是將地主和佃農扯上關系了。他們聚在一起討論合約的條件，然後便分道揚鑣。他們只是被利益拉攏的兩個陌生人，他們所嚴密討論的東西只與錢有關。

由於土地的所有權被分割，財富也在整個國家範圍內的各處消失，美國各地充斥著這樣的情況，一些人的過去的財富正在慢慢消失，而新起的富人對財富的需求的增長比他們的資源增長更快。對他們來說，哪怕一丁點兒的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中沒人會讓任何可以賺錢的機會溜走，或者會讓自己的財產損失一點點。

隨著社會階級的融合，極度富有的人和極度貧窮的人變得越來越少，地主和佃戶之間的社會差距也越來越小，沒有人天生就無可爭議地高人一等。對於兩個拮據的人來說，他們之間的租約除了談錢還能談什麽呢？[3]

對於一個擁有一整片地區土地和上百座小農場的人來說，重要的是同時吸引數千人來耕作，在他看來這是他值得努力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能輕易地做出讓步。

而對於一個擁有百余英畝土地的人來說，就不會被這種想法所困擾。對他來說，能否贏得佃農獨有的青睞一點兒都不重要。

貴族制社會並不會向一個凡人一樣一日之內就消亡。其社會觀念在法律條例的制定之前將在人們的內心中慢慢被摧毀。於是在對抗貴族制的戰爭爆發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你都能看到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聯系的紐帶一天天地變松。一方的冷漠與蔑視在逐漸減少，另一方的嫉妒與憎恨也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奇怪，也更不那麽平和了，租約的價錢也越來越高。這並不是民主革命所帶來的後果，但卻一定是它來臨的預兆。一個讓人民離了心的貴族制度，就像是根須枯死的大樹，它生長得越高，就越容易被風刮倒。

五十年來，不僅在法國，而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土地的租金都增長得嚇人。而在我看來，同時期的農業和工業的增長卻不足以解釋這種現象。為了解釋這種現象，你必須尋求另一種更有力同時也更隱秘的因素。我認為這個因素應當在已經被幾個歐洲國家所采用的民主制度中去找，也應當在動搖了其他歐洲人的民主之情中去找。

我經常聽一些英國的大地主說，他們由衷地為自己感到高興，他們從自己所擁有的土地中獲得了比他們的父輩獲得的更多的財富。[4]

也許他們的自鳴得意是對的，但很顯然，他們不知道自己真正應該得意的是什麽。他們覺得自己僅僅通過交換，就賺取了眼前的利潤。他們為了金錢所放棄的是他們的勢力，他們所得到的是錢財，失去的卻是權力。

一場浩大的民主革命將要完成或者即將來臨時還有另一個清晰的預兆。

在中世紀，土地幾乎都是永久地租借出去，或者至少有很長的周期。當你對那個時代的國內的經濟進行研究時，你會發現，那個時候的長達99年的租約比現在的20年的租約還常見。

那個時候的人都相信家族的永垂不朽，那時候的社會狀況看起來將是永遠固定的，並且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不可動搖的狀態，沒人會想象社會中會發生什麽變動。

在講求平等的幾個世紀裏，人的思想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覺得沒有什麽是永恒不變的。思變占據了人們的內心。

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中，地主和佃戶自身對於長久的租約都有一種天生的恐懼感，他們害怕現在能給他們帶來利益的合約在以後的某一天會變成他們的羈絆。他們害怕面對自我，他們害怕當他們嘗到變革的甜頭以後，會懊惱自己不能擺脫以往所渴求的事物。這種擔憂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在民主制的幾個世紀裏，在事物的發展中，最容易改變的，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