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紅軍

1934年10月·江西瑞金

當大規模軍事轉移的各項準備工作全面展開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中國紅軍總司令部——構成蘇區指揮中樞的龐大機構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快速運轉。

在歷史的那個時刻，在整個中央蘇區內，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緊張的當屬共產黨中央總負責人博古。

博古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幾年間，作為共產黨領導層中的重要一員，他的名字無論從哪方面講都該列入黨史名冊。但自一九三一年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後，僅僅過了三年，他便在紅軍大規模軍事轉移的途中從革命史冊上消失了。中國紅軍到達陜北之後，博古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供職。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組織部部長。一九四一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作為與國民黨談判的共產黨代表團成員之一，他乘坐的飛機在重慶飛往延安的途中，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墜毀，時年三十九歲的博古遇難。同機遇難的還有著名的共產黨人葉挺和鄧發。

隨著那架“因為氣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飛機一頭栽進中國西部的黃土溝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經歷也在刹那間被塵封為歷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領導權的三年間，中國共產黨人以及中國工農紅軍經歷了中國革命史上最艱難的歲月。在這段歲月裏，博古所面對的復雜的政治鬥爭和險惡的軍事形勢，無不在質疑和挑戰著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經驗和軍事才能。作為承擔著中國革命命運的領導者，博古被他所肩負的巨大責任折磨得十分消瘦。

博古，原名秦邦憲。江蘇無錫的秦家曾是一個書香傳世的大家，這個家族的族譜上有中國文學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婉約派詞人秦觀。秦觀那“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的淒婉詞句，在整整十個世紀過去了之後，依舊被中國人在各式各樣的紙頁中書過來寫過去。只是到博古出生時，秦家的家境已經敗落。博古對詩詞毫無興趣，天生的演說才能使他成為學生運動領袖。一九二五年，十八歲的博古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六年，和無數向往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國青年一樣，他奔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此期間，他與同學王明共同組成了一個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小團體；同時給自己起了個與蘇聯同志類似的名字：博古諾夫。一九三〇回國後，他把“博古諾夫”省略成“博古”，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任幹事。一九三一年，在向忠發叛變的非常時期，經王明鼎力舉薦，博古年初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四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九月任共產黨臨時中央常務委員，直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負責人。一九三三年，博古連同臨時中央政治局到達瑞金蘇區。五月，被增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就這樣，當一九三四年巨大的動蕩將要來臨時，博古的政治權力也達到了頂峰：在黨內，他任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和中共中央書記；在政府中，他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府主席團委員；在紅軍中，他任紅軍前方野戰司令部政治委員——這個擁有黨政軍大權的青年這時年僅二十七歲，除了讀過馬克思和列寧的書籍之外，沒有過任何從事革命武裝鬥爭的實踐。

當中國工農紅軍以巨大的代價完成了長征之後，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當時是‘三人團’處理一切。”——放棄中央根據地，數萬紅軍大規模轉移，整個蘇維埃國家整體搬遷，如此重大的決策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如果博古的這個說法是真實的話，無論如何都令人難以置信。

一九三四年，中國共產黨經過六屆五中全會的改選，領導機構和組織程序已相對健全。中央政治局十一名正式委員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蘇聯、任弼時在湘贛蘇區、張國燾在川陜蘇區外，其他的委員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毛澤東、陳雲、顧作霖均在瑞金；候補委員中除關向應在黔東蘇區外，朱德、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也在瑞金。當時的書記處成員在黨務、政府、工會等方面各有分工：黨中央設有由李維漢任局長的組織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組織局處理。政府方面，雖身為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權力，但是身為副主席的項英大權在握，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也有相當的權力。而在軍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軍事部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周恩來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委，王稼祥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劉伯承任紅軍總參謀長。中革軍委下屬的總司令部、總供給部、總衛生部、總兵站部、總動員武裝部等機構十分健全。由此可見，當大規模軍事轉移計劃形成的時候，博古和李德應該無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擅自決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