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紅軍（第3/16頁）

李德的身世撲朔迷離。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稱自己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見過他，並說這個“從來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國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當過“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這個用於商品交易中的詞匯被用在革命事業裏顯得格外古怪。根據斯諾提供的履歷，李德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二八年在德國被捕並被“判處死刑”，但是他逃了出來並且一直逃到了莫斯科，他在那裏受到了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和軍事訓練。而美國另一位著名記者索爾茲伯裏卻是這樣說的：李德是奧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一名德軍士兵被俄軍俘獲，繼而被押往西伯利亞。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爆發後，幾乎所有的戰俘都站在了革命的對立面上，唯獨這個叫布勞恩的戰俘參加了蘇聯紅軍。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打了三年仗之後，布勞恩已成為蘇聯紅軍騎兵師的參謀長。他被選送到莫斯科陸軍大學進修，學成後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國。但是，李德死後，當時的東德報紙用訃告的形式描繪出的竟是另外一個李德：十三歲在初級師範學校讀書，十八歲服役上一戰前線，戰後回來繼續上學，十九歲成為德國共產黨前身“斯巴達克聯盟”成員，二十歲成為德國共產黨漢堡組織成員，二十一歲在德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做情報工作，二十六歲被魏瑪共和國司法部以叛逆罪關進柏林西區莫阿比特監獄，兩年後以“曲折驚險的方式”越獄成功逃往蘇聯，繼而以“巴格奈爾”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九年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一九三二年離開莫斯科前往中國。

李德本人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派往中國。我的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對蔣介石反動政權的雙重鬥爭中擔任軍事顧問。”前蘇聯遠東研究所A·季托夫在《紀念奧托·布勞恩八十誕辰》一文中也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根據中國共產黨人的請求，派遣他前往中國，擔任中共中央紅軍總部的顧問。”那麽，究竟是哪個中國共產黨人向共產國際提出了派遣軍事顧問的請求？或者，究竟是哪個中國共產黨人指名道姓請奧托·布勞恩來指導中國革命？

一九三七年，在充滿了艱難險阻的長征中幸存下來的王稼祥去蘇聯治病，他在那裏見到了當時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王稼祥就李德一事向王明提出了質問：共產國際是怎樣決定派李德去中國的？在李德去中國前你和他談了什麽？為什麽博古要完全依賴李德指揮軍事工作？王稼祥後來回憶說：“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驚。”王明說，共產國際從來沒有派李德到中國去，他本人也從沒對那個德國人作過什麽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去的，至於派他去中國幹什麽不清楚。吃驚之後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認為這是王明為推卸責任而在編造謊言。因為當時共產國際派往所有國家的代表和顧問，必須經過共產國際的東方部和西方部。當這兩個機構撤銷以後，就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直接決定和批準。王明是共產國際負責中國黨的工作的執行委員，這麽大的事怎麽可能一無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說，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的，那麽他憑什麽去指揮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

早在李德沒來中國之前就與之相識的老資格共產黨人師哲曾在共產國際工作過，他不但堅持說李德是一個被俄軍俘虜的普魯士軍隊下級軍官，而且對於李德的來歷提供了一個新的說法：這個德國人本是蘇聯軍隊裏的一名普通特工，他之所以來到中央蘇區並且頤指氣使，完全是“博古搞出來的事”——“李德到中國來，根本不是共產國際派的，東方部和中共代表團都沒有派他去中央蘇區當什麽軍事顧問。我聽說他開始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往遠東搞情報工作的，因為他是德國人，當時我國東北地區被日本占領著，他同日本人打交道會方便些，所以來到中國東北。後來不知怎麽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們在共產國際駐華辦事處見到了，就被博古弄到了蘇區，成了軍事顧問。”

師哲提到的“搞情報工作”竟有相應的史料可以核對：一九三一年秋天，蘇聯著名的情報小組“佐格爾小組”中的一名成員在中國被國民黨當局查獲並被判處死刑。佐格爾通過各種關系與國民黨當局的上層官員達成了協議：用兩萬美金把人贖出去。蘇軍總參謀部得到消息後，立即派出兩個“德國同志”攜帶美金前往中國辦理此事。於是，“黨齡都已十年多的德國共產黨老黨員奧托·布勞恩和赫爾曼·西伯勒分別踏上了征途”——這一歷史情節與王明對王稼祥所說的那番話有吻合之處：李德來到中國與共產國際無關，他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的。完成了營救蘇軍間諜的任務後，“德國同志”布勞恩來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報翻譯整理後用電報發給中央蘇區，同時再把從中國搜集的情報翻譯整理後用電報報告給共產國際。在上海工作期間，他遇到了正準備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請求下，布勞恩化名“李德”來到中央蘇區，成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