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紅軍（第2/16頁）

在相當長的時期裏，中革軍委是紅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在日後紅軍長征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重大決定都是以中革軍委的名義作出的。在中革軍委之前組建的中央軍委，成立於大革命時期，全稱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是隸屬於共產黨中央的軍事指揮機構。一九三〇年，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之所以設立一個隸屬於政府但在職能上與中央軍委重疊的軍事機構，是因為俄國十月革命時，負責指揮軍隊的軍事機構就是隸屬於政府的，名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共中央明確規定中央軍委和中革軍委是同一套班子，對外是中革軍委，對內則是黨的軍委。同時指出：“在蘇維埃政府中，軍事指揮系統直屬中央臨時政府之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則成為絕對的，有權指揮所屬紅軍與一切武裝力量。只有其上級政府與黨的蘇區中央局可以變更其決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簡稱“中革軍委”。在紅軍開始大規模軍事轉移前，中革軍委主席為朱德，副主席為周恩來、王稼祥，代理副主席為項英，委員有十七人，包括彭德懷、林彪、葉劍英、譚震林、博古、張聞天、毛澤東等。軍事顧問是李德。

依據李德的說法：“軍事轉移”這個思想“是我一個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底首先提出來的”。但是，這個外國人的頭腦畢竟還沒有完全錯亂，或者說是因為不願為中國紅軍的巨大犧牲承擔責任，於是他又補充說“軍事轉移在軍事委員會討論通過並形成了決議”：

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擬了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關於軍事措施和作戰行動的三個月的季度計劃。這個計劃是以軍事委員會決議的三個觀點為基礎的，這三個觀點是：主力部隊準備突破封鎖，獨立部隊深入敵後作戰，部分放棄直接在前線的抵抗，以利於在蘇區內開展更靈活的行動。這個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又由周恩來在細節上作了加工。最後計劃規定：儲備糧食、冬服，以保障紅軍的物質需要；建造新兵工廠，以修理機槍、迫擊炮和野戰炮以及制造各種彈藥，特別是迫擊炮和手榴彈；政治上和組織上系統地加強志願兵的動員工作；改編軍隊，配足各師的兵力，把這些師編入軍團，每個軍團至少兩個師；貫徹符合運動戰要求的訓練原則，以及其他內容等等。最後還草擬了一個戰略戰術指示，這個指示在夏天傳達給了軍隊的高級領導人。

決議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說“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至今依舊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但有一點應該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軍事轉移計劃被用電報的形式發往共產國際請示；同時，軍事轉移的決定應該是討論之後作出的，盡管討論的範圍可能很小。

根據李德的翻譯伍修權記述：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三人團”是中革軍委中的一個決策班子，是軍事意義上的決策中心。李德曾說：“毛澤東……以他稱之為‘災難’的毫無戰績的廣昌戰役為把柄，給博古、周恩來和我——即他所謂的軍事上的‘三套馬’加上種種罪名。”李德的話表明，三人決策班子在廣昌戰役中就已經存在了。這個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劉伯承等紅軍領導參與軍事決策的權利，自己包攬起軍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軍事行動，均由博古和李德作出決策，再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以中革軍委主席、副主席的名義簽發電文並負責實施。在這種情況下，中革軍委的集體領導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已名存實亡。而中共中央書記處之所以決定成立“三人團”，是因為大規模的軍事轉移在即，需要有一個精幹的班子秘密籌備轉移的準備工作。迄今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張聞天明確提到“三人團”，而朱德、王稼祥、劉伯承等其他紅軍領導人從來沒有提及過。由此可見，成立“三人團”的決定，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的討論通過。而李德就這樣在拱手相送般的禮遇中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命運的決策者。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一九〇〇年出生在德國慕尼黑郊區的馬寧鎮。除了奧托·布勞恩這個德國原名之外，還有“斯特洛夫”、“特利羅夫”、“巴格奈爾”以及“李德”、“華夫”等一系列化名。據說李德對“華夫”這個名字最滿意，因為翻譯告訴他這是“中國男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