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案（第3/8頁）

神佑大明，良機天成。天賜不取，必受其咎！

在南方，並非所有人都是膿包，很多人都看到了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山東總督（名義上的）王永吉、江西總督袁繼鹹等官員紛紛上書，要求朝廷派兵北上。其中，袁繼鹹的話非常切中要害：清軍沒有大舉南下，因為顧慮李自成，如果李自成歇菜了，咱們也得玩完兒。（虜未及謀我者，闖在耳。闖滅，非江南誰事？）

作為一個政權，最令人悲哀的莫過於真理掌握在說話不管用的人手裏。

在首輔馬士英、督師史可法為代表的實權派看來，北上的建議實在太不靠譜。既不符合“聯虜平寇”的既定國策，又是自不量力的魯莽之舉。清軍不南下已經是菩薩保佑、阿彌陀佛了，人家放你一馬，你還主動貼上去挨揍，這不是犯賤嗎？

唇亡齒寒？什麽唇亡齒寒！大明弘光繼自道統，怎麽能跟流賊，特別是跟逼殺君父的流賊有唇齒之論？爾等是何居心？

由於馬士英、史可法等人堅決反對，北上之事只能不了了之。該貪的繼續貪，該混的繼續混。

“三大疑案”

雖然沒仗打，但“南混”們一刻也沒有閑著，反而是忙得暈頭轉向。就在這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南明版的“三大疑案”發生了。

根據不言自明的慣例，加一個“南明版”，實際上想說明它是山寨的。“三大疑案”的原創是發生在明末萬歷、泰昌、天啟三朝的“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

原創版的“三大疑案”很復雜，天啟在位七年，加上崇禎在位十七年都沒有把這幾樁案子徹底搞清楚。遠道而來的滿清政權更是抓瞎，然後越傳越玄乎。即便到今天，“明末三大疑案”都還是眾說紛紜，謎影重重。

為了把山寨版的“三大疑案”搞清楚，我們先簡要回顧一下原創版“三大疑案”的經過。

——“梃擊案”，發生於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

前面提到過，萬歷皇帝、鄭貴妃與東林黨圍繞著“廢長立幼”的問題，展開了耗時十五年之久的“國本之爭”，最後以東林黨的勝利而塵埃落定。

就在萬歷皇帝向東林黨服軟，正式冊封朱常洛為太子後不久，一個叫張差的人手持木棍，只身闖入太子的寢宮，並打傷守門太監。

由於案發時間極其微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鄭貴妃指使張差暗殺太子。但是，心灰意冷的萬歷皇帝並不打算深究，只是將行兇者張差判定為“有精神障礙”，匆匆處決了事。

——“紅丸案”，發生於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

萬歷皇帝於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去世，太子朱常洛於八月初一順利即位，改元泰昌。十天後，泰昌皇帝便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獻紅丸，自詡為“仙丹”。泰昌皇帝先後服用了兩粒，果然“成仙”，於次日不治身亡。

對於這次“醫療事故”，進藥的李可灼罪責難逃。首先，他不是太醫，屬於“非法行醫”；其次，藥效相當快，果然是藥到病人除。但是，首輔方從哲竟然擬遺旨犒賞李可灼，令人不生疑都難。

東林黨用十五年時間保下來的太子，即位才一個月便嗚呼哀哉，更何況其中大有玄機，“逮啥管啥”的東林黨人當然不肯善罷甘休。大家再一次聯想到了後宮，認為李可灼是受鄭貴妃及泰昌皇帝的寵妃李氏主使，加害朱常洛謀求篡政。

圍繞此案，群臣再次展開激烈對抗，新即位的天啟皇帝朱由校並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只能在天啟二年（1622年）將李可灼等人流放，勉強做個了斷。

——“移宮案”，緊接著“紅丸案”發生。

泰昌皇帝死後，理應由太子朱由校即位。但是，泰昌的寵妃李氏暗中勾結閹黨頭目魏忠賢，意圖霸占著乾清宮不走，為將來“垂簾聽政”作準備。為了防止後宮幹政，以都給事中楊漣、禦史左光鬥（史可法的恩師）為代表的東林黨人，再一次與宮廷勢力展開激烈對抗，堅決要求李氏移駕噦鸞宮。雙方爭執不下，事態很快便轉入白熱化，甚至發生了動手搶奪太子朱由校的惡劣事件。

在東林黨人的鼎力支持下，朱由校最終得以順利即位，李氏被迫移宮。不久後，噦鸞宮失火，李氏母女險些喪命，又有人懷疑是朱由校及東林黨人暗中使壞。經朝廷多次辟謠，天啟皇帝又承諾尊養李氏母女後，事態才逐漸平息。

原創的“三大疑案”到今天都是一筆糊塗賬，但有一點是清楚的：案件的背後，實際上是朝廷中各種勢力政治鬥爭的表現。如果將這些背後的勢力看做一團烏雲的話，那麽“三大疑案”就是經激烈碰撞後的閃電。

明朝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敗於永無休止的內訌與黨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