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案（第4/8頁）

“北都”如此混亂，“南都”當然也好不到哪去。

從“選嗣總決賽”開始，“南混”便開始選邊站隊，互相掐架，最後還是槍杆子說了算，東林黨人敗下陣來，遭到勛貴的排擠。

但是，視鬥爭為生命的東林黨並不打算善罷甘休，他們借馬士英舉薦阮大鋮之機，頻頻向朝廷發難。兩方互不相讓、爭執不休，弘光皇帝又是一只木偶，整個朝廷被攪得烏煙瘴氣。

在這場鬥爭中，掌握實權的馬士英搶占了先機，他繞開提升官員必須的“廷推”程序（類似於“集體表決”），動用首輔的“票擬權”直接起用阮大鋮，東林黨再次落敗。

東林黨並不甘心失敗，頻繁上疏彈劾馬士英、阮大鋮，幹擾朝廷的正常工作秩序。馬士英對這些人一概置之不理，對罵得太不像話的人重則就地免職，輕則調換崗位，弘光皇帝索性置若罔聞，聽之任之。

東林黨罵得爽快，馬士英全當放屁。罵慣了，聽慣了，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就在群臣其樂融融一片和諧的時候，卻相繼上演了撲朔迷離的“大悲案”、“假太子案”、“童妃案”，史稱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在南京的官場中掀起了一場巨大的旋渦，並最終將弘光政權拖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關於“三大疑案”的始末，後人為了滿足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在各種史料中進行了大量脫離史實的改造與修飾，包括黃宗羲的《弘光實錄鈔》、清人計六奇的《明季南略》、徐鼒的《小腆紀年附考》等，都是缺乏可信度的。

相比較而言，李清在《南渡錄》、《三垣筆記》中的記載應該是靠譜的，因為李清時任弘光政權的都給事中，是“三大疑案”的親歷者。更重要的是，李清在“南混”的黨爭中基本上“不持立場”，對歷史事件的記錄比較謹慎和客觀。

下面就根據《南渡錄》的記載，看看“三大疑案”到底是怎麽回事。

——“大悲案”，發生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

十二月的一天，在逃難到南京城的人群中，出現了一個法名“大悲”的和尚。

當時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即便是與世無爭的佛門弟子也難以幸免。雖然有佛祖保佑但也得吃飯，沒飯吃就得逃難，所以來個和尚並不奇怪。

奇怪的是，這個和尚竟然口出狂言，說他是親王！這問題就鬧大了！

到底是真是假？此時除了和尚自己，沒有人知道。為了謹慎起見，朝廷立即安排對和尚進行訊問。在訊問過程中，和尚大言不慚地說崇禎皇帝曾封自己做齊王，自己沒答應，後來做了吳王，其間漏洞百出，很快就露出了馬腳。經審訊，大悲和尚不過是徽州（今安徽歙縣）“屁民”一枚，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到蘇州做了和尚，案件告破，和尚被處斬。

案件到這裏似乎就結束了，實際上並沒有完，因為有一個疑問還沒有解開：大悲和尚莫非吃了豹子膽，敢冒充王爺？他以為弘光朝廷的人都得了失憶症？

我們想到的疑問，負責審訊的人當然也能想到。在刨根問底的審訊中，大悲和尚說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

好家夥，翻案來了！

不僅如此，大悲和尚還供出了所謂的“幕後主使”——錢謙益、申紹芳。這兩個是什麽人呢？申紹芳不過是陪襯，最關鍵的人物是錢謙益。這個人我們前面提到過，東林黨“大佬”之一，也是潞王即位的最初動議者，後來見風向不對，立即倒戈，向馬士英“投誠”。大悲和尚案發時，任弘光朝廷詹事府尚書。

真是躺著也中槍！錢謙益、申紹芳連忙上疏辯解。與東林黨有宿怨的阮大鋮及時抓住機會，跟禦史張孫振相勾結，斷定大悲和尚的背後有一個勢力龐大的“反動組織”（說直白一點，就是“潞王還鄉團”），並煞有介事地列出了一道“黑名單”，包括所謂的“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要求朝廷對這股“暗流”一網打盡！

從數量上看，阮大鋮的“黑名單”共計羅列了一百四十三人，規模相當龐大。再翻看名字，弘光皇帝大吃一驚，甚至阮大鋮的“大哥”馬士英也著實被嚇了一大跳。

“黑名單”裏都有誰呢？

“十八羅漢”中有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黃道周、呂大器、袁繼鹹、路振飛等。

“五十三參”中有姚思孝、章正宸、熊汝霖、黃澍等。

“七十二菩薩”中有劉宗周、祁彪佳、張國維等。

對這些人不熟悉不要緊，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標簽——“東林黨人”（有些人只是“同情者”，如史可法、黃澍）。要是照這個名單抓人，整個朝廷基本上都得被騰空。人都進大獄休息了，誰幹活？馬士英也看不下去了，阮大鋮你個小王八蛋，別沒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