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困境

生不逢時

遇到朱以海、朱亨嘉這兩個“愣頭青”，朱聿鍵難免有“生不逢時”之感。所幸廣西的那個二愣子掛了，浙江的那個雖然繼續愣，但除了讓鄭芝龍發點牢騷以外，對福州政權沒有構成什麽實質上的威脅。

朱聿鍵真正的麻煩，還是在福州政權內部。

蹲大獄的經歷，對朱聿鍵而言實在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造就了朱聿鍵堅忍不拔、勵精圖治的性格，也塑造了他安貧若素、艱苦奮鬥的品德。清代史學家徐鼒在《小腆紀年附考》中，對朱聿鍵有一句比較中肯的評價：“王少遭患難，慨然以復仇雪恥為務，布衣蔬食，不禦酒食”。

但另一方面，常年蹲大獄也讓朱聿鍵當政面臨著一個先天的缺陷——與文臣武將相當生疏。一朝天子一朝臣，古往今來都是金科玉律。作為南明政權的最高當政者，剛出大獄的朱聿鍵對官場兩眼一抹黑，這個局面就相當被動了。

當然，不是朱聿鍵不懂得招攬人才，而是常年與世隔絕，拉幫結派這種活，實在是心有余而身不給力。別說混臉熟了，就連拉幾個“獄友關系”都是癡心妄想。朱聿鍵第一次坐牢，跟他爹做“獄友”，結果自己倒是重獲自由，爹死牢裏了。第二次坐牢更慘，一個人住單間，連“獄友”都沒有（一般人也進不了鳳陽高墻）。

沒有下級，就得現招，所以朱聿鍵廣納人才。只要是個人，願意跟著我抗清，照單全收，包吃包住還發工錢。（只有馬士英名聲太臭，沒要成。）

朱聿鍵任命內閣大學士，一下就整出三十多人（一說二十多人）的內閣，看上去挺人才濟濟的，但由於沒有至關重要的“票擬權”（也就是決策權），絕大多數純屬擺設。

不是群臣不想抓權，而是大權早就被朱聿鍵一人給抓了。（凡有批答，皆上親為之。）當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誰放心把大權交給一個臨時拼湊起來的班子？更何況朱聿鍵常年蹲大獄，跟很多人還是第一次打交道，不放心是很正常的。

於是，隆武朝廷的內閣大學士成了一群“參議員”，光發言，不決策。其實這也不是什麽壞事，至少效率比較高。如果什麽事情都要交給一個二三十人的內閣討論，看法比較一致的還好辦，遇到分歧大一點的，從早吵到晚都吵不出什麽結果，大家回家睡一覺，養好精神第二天繼續吵。一兩次還行，長此以往的話，朱聿鍵要麽抑郁，要麽抓狂。

說完“中央”，再來看地方。

隆武政權的建立，得到江南大部分地區的廣泛響應。不過，響應不等於支持，口頭上的支持更不等於行動上的支持。盡管江南大部分“非敵占區”紛紛響應，聲稱接受隆武政權領導，但能夠保證“政令軍令暢通”的，其實沒多少地盤。

雲南、貴州此時天高皇帝遠，還要再等幾年才能登上南明的舞台，現在只說其他的幾個。

朱聿鍵所在的福建是鄭芝龍、鄭鴻逵的勢力範圍，兩廣是丁魁楚的地盤，湖南又有一個何騰蛟。這幾只“地頭蛇”，才真正讓朱聿鍵感到束手無策、生不逢時。

一扒拉下來，留給朱聿鍵發號施令的，只有小半個江西（贛州、南安兩府），至少江西總督萬元吉比較聽指揮，另外，兩廣的丁魁楚也算稍微好一點。

丁魁楚，河南永城（今河南商丘，與歸德府縣同城）人，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歷任戶部右侍郎、河北巡撫。崇禎九年（1636年），阿濟格率清軍突襲延慶、昌平等地，侵掠北京，時任河北巡撫的丁魁楚以失職罪，被崇禎皇帝罷官流放。兩年後，丁魁楚交納餉銀獲釋，回到老家永城。

丁魁楚賦閑期間，永城發生了劉超叛亂事件，丁魁楚抓住機會，協助前來鎮壓的鳳陽總督馬士英，一舉平定叛亂。丁魁楚得到朝廷重新啟用，擔任河南湖廣總督加兵部尚書銜。

北京失陷後，丁魁楚憑借與馬士英的關系，投靠了弘光政權。丁魁楚以前管著河南、湖廣（今湖北、湖南兩省），但由於河南被清軍占了，湖廣又幹不過左良玉，只能“委屈”一下，擔任兩廣總督。

隆武政權一建立，丁魁楚攜兩廣官員率先響應，深得朱聿鍵的歡心。就這樣紅口白牙表個態，丁魁楚不僅繼續留任兩廣總督，還從福州討了一大筆賞賜，賺得盆滿缽滿。

幾十年的宦海生涯，丁魁楚早錘煉成了十足的投機分子、老油條。此人討封賞的時候比誰都精，接任務的時候就裝傻充愣。朱聿鍵剛開始挺高興，認為丁魁楚是“深明大義”，後來就發現這人相當不地道，只拿錢不聽命，但也拿他沒辦法。

溶賊、限賊

丁魁楚不過是做慣了“土皇帝”，雖不聽指揮，倒也不怎麽頂牛，但湖南的“土皇帝”何騰蛟可就沒這麽單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