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天殺的公司

大清另類出軌的一個縮影

在一個政治口號如同股票行情般不可捉摸的年代，在一個全民追逐搞定而不是契約的國度，“公司”怎麽可能奢望成為一種力量呢？它似乎被詛咒了一般，在權欲的泥潭掙紮偷歡，展示的只有猥瑣而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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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上海風緊。

在廣東商人劉立川的率領下，小刀會聯合本地的天地會，發動武裝暴動，攻占上海縣衙。

槍炮聲過後，上海的外商們驚喜地發現：大清海關不見了，沒人征稅了。但是，一個英國“憨大”（上海話“傻瓜”）卻站出來，終結了英國商人的美夢。

這位“憨大”就是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中國教科書上著名的“帝國主義急先鋒”。阿禮國表示，作為英國外交官，自己的使命除了維護英商合法權益外，還要督促英國臣民按時繳納中國政府的正當捐稅。他宣布，即使中國政府逃跑了，外商向中國繳納關稅的“莊嚴義務”並沒有消失，因此英商必須向領事館繳存一份保證書，保證將來大清政府收復失地後，必須繳付完結各種捐稅。

英商在中國的關稅本由大清政府指定的外貿公司（即“公行”，如著名的十三行）擔保。當時，大清海關實行承包經營，關稅包幹，因此權力尋租的空間十分寬廣，外商在“內商”們的導航下，走私猖獗，海關官員也成為清政府最有油水的肥缺。鴉片戰爭後，英國用堅船利炮轟開了大清的市場，卻也給自己攬了一個義務：為本國商人擔保關稅。不平等條約中的這一制度設計，實質上令西方政府承擔了遏制本國商人走私的條約義務和道義責任。

為大清政府征稅的英國外交官阿禮國。

在執行條約的過程中，英國外交官們發現，對於大清官員和外國奸商而言，一個腐敗而低效的海關是他們共同的天堂。英國官員要求改革海關、提高效能的呼聲，受到了內外的一致抵制：英商們打著貿易公平的旗號，向那些大肆走私的非條約國看齊，認為自己的守法成本過於高昂；而大清幹部們則在維護國家主權的盾牌掩護下，抵擋著“洋鬼子們”對低效、腐敗卻“主權在我”的海關體制進行的任何抨擊。

曾經有英國商船走私商品，比如“瑪利·伍德女士”號和“約翰·德格代爾”號，連中國海關都十分默契地睜只眼閉只眼了，“迂腐”的阿禮國卻非要照章辦事，對這兩條商船進行了處罰，引發中外側目。

如今，阿禮國還要為這個丟下黎民百姓而逃之夭夭的大清政府代收關稅。那些沒有和大清締結條約的國家，比如奧地利、葡萄牙、泰國、普魯士等可以放開了大肆走私，英國商人卻要乖乖地繳納關稅，無疑在成本方面大為吃虧。英商看在眼裏，疼在心裏，剛開始還抱著“相信政府，相信法制”的態度，不僅自覺提交保證書，還積極檢舉揭發走私商船。可是，大英帝國再算是“強龍”，也畢竟不能替代“地頭蛇”大清政府，對別國走私商人采取任何行動。自己的領事“裏通中國”，英商們便只好“下有對策”，一邊和其他非條約國家的商人聯手，把一度值得驕傲的米字旗藏一藏，借用人家的旗幟暗渡陳倉；另一邊，則合起夥來向遠在倫敦政府機構請願。

在商人們的持續上訪下，英國政府終於表態：領事們的行為越權，“可能會損害到中國的主權”。因此，商人們簽署的關稅保證書一律作廢。英商歡聲雷動，阿禮國弄得裏外不是人，但只是灰心卻未死心，在他的高壓下，清政府終於同意由英、法、美三國領事館派員“代收”關稅，中國海關的走私現象在洋幹部們的管理下得到了有效控制，“喪權辱國”的海關也為中國的近代化提供了最為穩定、堅實的財力支撐，並成為大清帝國最為廉潔高效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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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的大動亂給西方公司提供的絕好機會，當然不只限於上海走私，而且還打開了更為廣闊的市場。

戰火中，長江航線上原有的華商船只難以營運，不是被官軍搶，就是被“長毛”劫。風險成本上升後，上海到漢口之間的貨運價格飆升到單程每噸25兩，客運則單程每人75兩，船只能夠安全往返一次即“足敷成本”。

既不怕官軍，也不怕“長毛”的，只有洋人。精明的英國人敏銳地看到了巨大商機，英國駐上海領事館聯合英國遠東艦隊，組織本國商人，由艦隊司令賀布（James Hope）、代理領事官巴夏禮（H.S.Parkes）親自率領，在全副武裝的軍艦護航下，冒著紛飛的戰火，實地考察航線及戰爭進展。美國也不甘落後，派遣軍艦帶著商人們一頭紮進了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