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都是自己劃出來的

任何革命都是對原有社會秩序的破壞，都會形成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威脅，因此，任何革命都會遇到敵對力量的反對，並且這種反對的力度是跟他們所受的利益侵害的程度成正比的。

一場革命能否成功的根本在於它是否是用大部分人的利益去沖擊少部分人的利益。

一個革命者要想革命成功，最根本的辦法是“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然而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那就是自己的選擇了，看他如何界定自己的“敵人”，如果他自己把敵人界定得過寬，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他的革命只能是拿“雞蛋去碰石頭”。

太平天國運動歷經十四年，縱橫十八省，占領長江中下遊富庶地區多年，戰事波及半個中國，使清廷國力大傷，但是最終失敗了。總結一下他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則是他不懂得擴大“統一戰線”，而是直接把最大量的群眾變成了自己的敵人。換言之，是太平天國自身革命的那種“徹底性”與狹隘性最終導致了太平天國的覆亡。

第一，謗儒，使得它把知識分子階層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求之不得，因妒生恨，落榜生洪秀全在鄉塾中，當著學生的面，砸碎了孔子的牌位。孔子的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從大一統的漢王朝建立後，就越來越高，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孔子一步步被神化了，隋唐封孔子為先師先聖，元朝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封孔子為至聖先師，到了清朝，孔子又被封為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地位隨著中國專制程度的加深，一步步被神化。與這一神化孔子緊密相連的是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而洪秀全因為自己考試不成就要毀了這千百年來形成的歷史事實，的確犯了“左派幼稚病”。

第二，滅佛，使得他把數百萬之眾的佛教徒及無數的信教群眾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這下得罪的人不少，要建立皇上帝一神的統治地位，最大的宗教對頭就是佛教，據康熙六年（1667）禮部統計：各省官建大寺6073處，小寺6409處；私建大寺8458處，小寺58682處。寺廟共79622處，僧尼合計118907人。136大量存在的佛教寺院及僧尼是太平天國打擊的重要對象，“稱寺廟為妖廟，神佛像為大死妖”，太平軍“所過廟宇祠觀，無論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殘剝”，所到之處，“寺觀廟宇，或焚或拆”，“神佛像非毀壞即搬去”。佛教自漢朝傳入中國一千八百多年來，雖經過多次滅佛運動，仍然不斷發展，成為中華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大量存在的僧尼支撐著的是無數的信教群眾，在他們那裏，燒香、念佛、做法事已經成為生活的一個部分。太平天國對一切宗教的打擊，真正割斷的是中國的文化傳承，必然受到人們的強烈反對。

第三，取消家庭與私產，導致了太平將士的極大反感。在起義之後，太平軍即實行男女分離制度，“別男營女營，不得授受相親”。雖然這是一種“美好”的社會理想，雖然這曾一度極大增強了太平軍的戰鬥力，但是這種規定卻是違反了現實的人性的，以致後來根本無法實行，甚至引起了人們的反感。在太平天國中，男館女館“規矩森嚴，不敢或犯”，“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冬官丞相陳宗揚忍耐不住，夫妻同宿，兩人一同被斬首；秋宮正丞相盧賢拔，與其妻團聚兩天，革爵治罪；蕭朝貴父親在去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臥”，也被蕭朝貴“斬其父母警眾”137。違反人性的夫妻隔離，弄得人心渙散，對高官“腐敗”的嚴懲帶來的不是條令條例的堅決貫徹執行，而是大量的官員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潛逃，滌浮道人的《金陵雜記》中說：“城中被擄男女，無時不思逃竄。”在天京居住過的張汝南在《金陵省難記略》中也說，“少頃，又傳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館，驅即行，見人家小兒，搶去做義子，名曰帶崽，於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離散，家業頓拋。有請緩頰至，來日遵行者，遂於夜間或闔室焚燒，或全家自縊，或近河塘牽連投水，紛紛無數。”逃亡自殺者是否如此之多，是大可懷疑的，但終究不能完全否定有這樣的事實。甚至連楊秀清也不得不承認，“在爾民人，以為蕩我家族，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為之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138

事實證明，取消家庭在傳統社會家庭觀裏並沒有生存的空間。由於廣大群眾對於長期取消家庭和禁止性行為的不滿，迫使這個制度終於無法繼續下去。先是1854年12月開始松動，讓蒙得恩等幾個高官在女營選美女多人為妻妾，繼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開，準許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兩條原則：一是“大員妻不止，無職之人只娶一妻”；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15-50歲均在分配範圍內。雖然這一規定比先前有所進步，但是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並不比它所反對的買賣婚姻更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