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還是奪取

為什麽要革命？這是任何一個革命追隨者都需要問清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反映的是一種價值觀，一種現實判斷，一種理性選擇，它是革命能否進行下去的基礎。任何一個挑起革命的人都必須正面回答這一問題，它涉及到革命的合法性問題，因為從當權者這一角度看，從既定價值觀念看，革命就是叛亂，就是非法的。革命者要革命，必須完成對既定價值觀的否定，為自己的革命行為辯護。正如1939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430馬克思主義為什麽被世界無產階級推崇？就是因為它完了對自身革命行為的合法性辯護。

夏啟奪權，靠的是實力的較量，勝者為王，不需要做理論上的論證。

而商湯要造反，就必須要回答為什麽要革命的問題了，歷史上著名的《湯誓》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告訴人們湯造反的理由：“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後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431總結起來，兩條道理，一是我怕上帝發怒，不敢不討伐夏國；二是民怨沸騰，甚至都願意與夏桀一起去死。

“尚鬼”“尊神”的商朝以“天命”為基礎建立了他的統治，無論商紂多麽罪惡滔天，但是他認為“吾有民有命”，武王要伐紂，也必須給一個合適的理由，否定商之“命”，於是武王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論，給出了他革命的理由，聯系《泰誓》和《牧誓》我們可以看清他的理論邏輯：

第一步，“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432天地是萬物的父母，人類是萬物的靈長，民意（欲）即天意。把“民”和“天”聯系起來，奠定自己的理論基礎。

第二步，“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433。只有聰明睿智的人才能被上天選擇，做人民的父母，為伐紂打好鋪墊。

第三步，“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斫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434歷數了商紂王的在現實世界的種種罪惡。

第四步，“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無辜籲天，穢德彰聞。”“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以爾有眾，厎天之罰”435。就是說，因為商紂的種種罪惡，無德配天，所以“上帝”生氣了，要我姬發討伐他，如果我不討代他，那才是逆了天意。

武王伐紂，最主要的原因是家仇還是國恨，是民意還是天意？這是一個在現實中難以分得清的答案，周朝的統治者把這所有的原因都糅合到了一起，寓家於國，寓民於天，完成了家國民天的一體化。從此，“家”與“國”，“民”與“天”成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難割難分。

由於商朝統治者這種“以德配天”的理論開創，使得它成為中國封建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永久契約，歷代統治者都必須“撫民”、“親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並且通過“撫民”、“親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任何一個造反者都會以統治者沒有履行自己的義務揭竿而起。

客觀分析，民與君的利益是統一的，無法分割，任何把這兩者利益對立起來的做法都是對統治者統治合法性的一種損害，所以歷代聖君賢相都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他們看來“德”與“得”是相通的，“德”是“得”的手段，“得”是“德”的結果，任何忽略這一點的統治者，都是在使這個王朝走向沒落。

“德得相通”的價值理念，從周以後就逐漸深入人心了，無論是聖君賢相，還是凡夫俗子，基本都知道孟子的“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436

受過多年教育的孫中山更知道道德對於政權的重要意義，個人品德上沒什麽不良記錄的孫中山對於道德格外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