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探索”與“發現”

說中國古代沒有“社會主義”學說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說中國沒有“社會主義”學說的存在基礎則是讓人不可接受的。

《道德經》中有：“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禮記·禮運篇》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份，女有規；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有著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特點”的社會理想，而這種社會理想在後世又不斷地被繼承、發酵，成為中華文化中不可割離的一部分。

晉陶淵明深受道家影響，他在其《桃花源記》中這樣描述：“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麻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這裏所表述的烏托邦式的生活狀態，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中遺忘不掉的角落。

1894年，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過多次修補，後來定名為《大同書》發表。《大同書》描述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同時構想了一個無國家、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在那裏，政府民選，無家族，享受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

中國的古人是具有浪漫主義的情懷的，對未來社會的表述同樣是這樣，這就使得中國古代為實現這種浪漫主義的情懷的努力不甚了了。它僅僅是一種理論，甚至連理論都不是，因此與實踐並無關系，正如康有為，其大同書中的價值觀並不真實地體現在他的現實生活中。

一百二十多年前，美國傳教士亞瑟·亨·史密斯在所著的《中國人的性格》中這樣描述中國人性格中的一種，“對中國人來說，侵犯他們的風俗習慣就是侵犯了最神聖的領域。這不是中國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類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視的是，成千上萬的人所樂意為之獻身的信仰卻是一種他們所不了解、並且不用以規範自己生活的信仰。”505此論述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不能不說他的確挖出了中國人性格中的一個方面，這就是信仰只能是談談而已的面子上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思想火花對於改變中國社會現實，並沒有太多的實踐意義。

真正作用於現實的未來“社會理想”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傳入，他不僅僅當作一種社會理想，而且被當作一種社會改造的理論。

1875年日本人福地源一郎為翻譯英文society一詞而在日語裏首先創用了“社會”一詞。1878年，他又將英文socialism翻譯為“社會主義”。

中國學者在翻譯socialism時曾使用過“索昔阿利司”、“安民新學”、“養民學”、“人群之說”、“人群主義”等不同的翻譯方式，1902年9月25日梁啟超從第18期《新民叢報》開始，把當時日本人通用的“社會主義”一詞移植過來。從此，“社會主義”一詞在中國書刊中逐步得到使用並統一。

社會主義來到中國，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推銷來的，也沒被介紹者所提倡，其僅僅是作為一種思想，一種學術理論被知識分子認知。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這句話，為我們現代中國人所熟知。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動，中國知識分子才開始並不僅僅只把社會主義當作一種學術思想，而是作為一種社會改造的理論，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開始宣傳和傳播馬克思主義。

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李大釗就是最突出的一個，認為社會主義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並斷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勝利。”他不但在報刊發表大量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文章，而且還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開課宣傳社會主義思想。

比李大釗大10歲的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是另一個重要的理論宣傳者，贊揚十月革命，強調階級鬥爭，與反馬克思主義進行論戰。

從李大釗陳獨秀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不再是一種學術思想，而是一種政治信仰，它開始作用於現實社會。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但是這時的陳獨秀則明顯更激進，他認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