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1893年毛澤東出生時，清朝還沒有滅亡，革命黨還沒有興起。

與孫中山相比，毛澤東則顯示了更強的革命性，而這種革命性不僅是環境造成的，更有一種骨子裏的特質。

毛澤東自幼就不是乖寶寶，敢於跟父親對著幹；上私塾時“厭惡儒學”，偷讀禁書519，挑戰老師；在第一師範讀書時，書的空白處寫了很多“荒謬”、“不通”等批語。

1918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管理員的一段日子裏，毛澤東第一次讀到了馬克思和列寧，這使他的叛逆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也找到了學術上的歸宿感。但是直到1920年他看了《共產黨宣言》後，他才真正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並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同樣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毛澤東對待馬克思主義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同。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真理，當作認識世界的邏輯，而毛澤東則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工具。在1930年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中，他就已經明確強調，“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絕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麽‘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三十年之後，他更明確地說，“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麽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不合用，只有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就是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問題上成為歷史唯物主義，才合用。馬克思創立了許多學說，如黨的學說、民族學說、階級鬥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文學藝術理論等等，也都應當當作合用的工具來看待。”520

事實上，大多數的人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來使用的，即使是那些以馬克思主義為“本本”的人，正如孔子之於康有為。

青年毛澤東有許多偶像，如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一段時間裏，毛澤東有幸接觸到這些偶像，但是偶像們對他這一身份低下的圖書管理員卻並不待見，甚至有一次胡適竟拒絕回答他的問題。毛澤東的一生是蔑視和反對權威的，而這種蔑視和反對跟這時的際遇有沒有一定的關系，不得而知，後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批判與打擊跟這段生活經歷有沒有一定的關系，也不得而知。

事實是毛澤東是永遠不會被權威牽著鼻子走的。沒有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之前的毛澤東，“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處分”，基本都是因為“背叛”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政策。

初期的中國共產黨是不關注農民的，也不注意組織農民運動。但是毛澤東卻在湖南把農民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並且寫了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但是這個報告並不被別人肯定，無論是中國共產黨上層還是國民黨上層，因為當時國共統一的思想就是：為了保存統一戰線和北伐的順利進行，要限制農民的“過分”行動。因為毛澤東與眾不同的觀點，在黨的五大上，毛澤東甚至被取消了投票表決權，同時也被取消了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職務。

“八七”會議之後，毛澤東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策劃在湘東贛西發動以長沙為中心的武裝起義。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新組建的工農紅軍戰鬥力又差，秋收起義連續受挫，毛澤東也差點沒逃掉。在綜合衡量之後，毛澤東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轉向井岡山地區保存實力。當然，這是違背黨中央既定方針的“臨陣脫逃”行為，共產國際代表馬也爾很惱火，中央要求毛澤東速去長沙“匯報工作”。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主意既定的毛澤東既不攻打長沙，也不去長沙匯報工作，而是帶著部隊聯系王佐、袁文才，當起了“山大王”。拒絕執行黨的路線的毛澤東又被趕出了中央委員會，撤銷了他“八七”會議上才得到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從1928年3月始，黨中央派了數名特派員到井岡山，給毛澤東“帶來了頗多的批評和指示。”521命令毛澤東帶領部隊去打“硬仗”，然而又數次受挫，造成巨大損失。李立三掌權之後，不斷地通過信件，要求毛澤東把城市作為中心，不要建立根據地，不要進行土地改革，把紅軍分散成遊擊隊，並且還命令朱德和毛澤東到上海接受批評，毛澤東則是照常“敷衍”。

1930年，李立三要求彭德懷打長沙，賀龍打武漢，毛澤東打南昌，然而又都失敗了。一個月後，李立三要求彭德懷再試一次，毛澤東援助。毛澤東帶領部隊打了十二天，堅決不幹了，帶領部隊又回到了贛南，繼續發展他的紅色農村革命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