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硬石”擡高一點

1872年，美國公理會派了一個27歲的傳教士來華傳教，此人名叫亞瑟·亨·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年），取了個中文名叫明恩溥。史密斯1926年才返回美國，在華生活整整五十四年，先後居住於天津、山東等地，熟悉下層人民生活，熱愛中國。1906年，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議，將清王朝支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用來在中國興學、資助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1908年，美國正式宣布退還“庚子賠款”的半數，計1160余萬美元。鼎鼎大名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協和醫院的建立都有他的功勞。

作為一個中國通，明恩溥一生有十多部著作都是關於中國的，如《中國的格言與諺語》、《中國文化》、《中國的農村生活》、《騷動中的中國》、《今日的中國與美國》等，其中1899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性格》是轟動一時，並對後世有著較大影響的著作。

在這本書中，明恩溥歸納了中國人的二十多種性格特征，其中第15、16、17、18章分別叫“隨遇而安”、“頑強生存”、“能忍且韌”和“知足常樂”534，在這裏，他著重寫了中國人性格中忍與韌的特質，他在書中這樣寫道：

給外國人印象最深的也許是，那種不幸的災難接踵而至時，中國人所表現的忍。

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饑荒，有幾百萬數不清的人遭難。……至於土地的開墾、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環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一概不管。百姓要求減免賦稅，經常是得不到應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用來抵交賦稅。對於一個來自西方國家的外國人來說，“面包、面包，否則就流血”的革命口號是很熟悉的，但是很難理解，為什麽無家可歸、饑餓絕望的難民寧可在被洪水和饑荒摧毀的地區流浪，而不願意團結一致向當地官員要求救助。這些地方官確實無力滿足他們的要求，但總能迫使他做一些事，而這也算是個開頭，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

但我們必須相信，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人可以有本事無限地忍下去。正是因為忍，在中國可以看到一種最壓抑的情景：成千上萬的人明明可以輕易地奪得多得裝不下的糧食，但卻偏偏要讓自己默默地餓死。

災難降臨時，他們只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戰勝的一樣。如果他們有能力用獨輪車推著家人到能夠討到飯的地方去，他們是會這麽做的。如果一家人走散了無法在一起，他們會盡可能地各自尋找生路，直到災害過後再團聚。如果得不到救濟，難民們就會成群結隊地冒著嚴寒，沿路乞討，行走千裏，穿過好幾個省，希望找到糧食收成較好、較需要苦力、較能生存的地方。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討的農民回到自己的家鄉，當泥土還非常爛，耕畜無法耕犁的時候，在泥土中挖開長長的裂口，然後在這小小的裂隙中熟練地播下一些麥種；於是又重新上路，乞討為生，直到收割時才回來。

史密斯的觀察是細致而深刻的，在中國文化中，“忍”成為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不僅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而且能轉化為成聖為王之道，無論是個人成敗還是國家興亡，無不講一個“忍”字。

在數千年的文化積澱中，“忍”不僅被認同，而且內化成人們性格特征的一部分，正因為此，有人將中國的“忍”文化與歐洲的“罪”文化相並提。

1306年，在蒙古人統治中國已經三十多年的時候，杭州人吳亮匯集歷代名人有關“忍”的言論和歷史上的人物、事例匯編成一部書，叫《忍經》。無獨有偶，1310年，又有一個叫許名奎的人寫成了《勸忍百箴》四卷，成為中國古代“忍學”的兩大系統著述。

中國人講忍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手段層面，是為忍術。孔子講，“小不忍，則亂大謀。”535就是從這個層面上講的。《增廣賢文》講，“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無可忍之時再忍一次，當能絕路逢生，轉禍為福”，也是從這個層面上講的。當人們在對別人進行教育時，也大多是從手段這一層面上講的。“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審時度勢，忍而後得，它要求人們因更大的圖謀而暫時放棄，這方面的經典故事很多：韓信忍胯下之辱而終於封王拜將；勾踐臥薪嘗膽而以三千越甲吞吳；張良圯上取履終有封侯之榮；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

然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忍”不僅是一種自利的手段，還是一種懲罰的手段，最經典的論據就是“寒山問拾得”。“寒山問拾得：世間有人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讓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