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硬石”擡高一點（第2/4頁）

第二個是道德層面，是為境界。忍為形聲字，心上一把刀，表現了某種堅定的意志和危難時的從容，因此，它應該是一種較高的人生修養境界。《易經·損卦》說，“君子以懲忿窒欲”，就是說有道德的人自己能抑制憤怒、控制情欲；《尚書》中記，“周公戒周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不啻不敢含怒。’又曰：‘寬綽其心。’”意思是說周公告誡周成王，“小人怨恨你，罵你，你自己應當加強修養，不要計較他們，不只是不敢發怒，是放寬自己的心胸。”孔子說，“君子無所爭”，意思是說，君子處事謹慎不與人相爭；《廣雅·釋言》也說，“容忍仁也，強忍義也。”這所有的表述都強調，人應該把“忍”當作一種道德境界去追求，而不應該逞一時之氣。

中國人是能忍的，這一點不光明恩溥看得很清楚，魯迅看得也清楚，他說，“國人倘能給他們做牛馬的機會，他們便知足了”；林語堂也在其《吾國吾民》中談到中華民族性格特征中“有耐性、淡泊、一團和氣、知足”等特點；留辮子的“文化怪傑”辜鴻銘也說，“借用一個動物學的述評來說，我們或許可以將真正的中國人稱之為被馴化了的動物”，他用“溫良”一詞來概括中國人這一特點，雖然他一再強調“中國人的溫良，不是精神頹廢的、被閹割的馴良”。536

無論如何，忍在本質上是弱勢方無耐的選擇。在強弱勢力博弈的過程中，弱勢的一方要想改變這一形勢對比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這一代價可能是慘重的，因為他反對的本就是強勢的一方，以弱對強，大多是以失敗而告終，因此，“溫良”的中國人總是會選擇忍。但是，中國人的忍讓也是有限度的，主張“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孔子也有“是可忍，孰不可忍”537的時候。之所以忍無可忍，說到底，這都是逼的，並且是逼得太狠了。

從社會學角度衡量，忍是一種社會的平衡，強者與弱者之間，強勢階層與弱勢階層之間都有一個進退的空間，弱勢方的忍讓容易挑起強勢方欲望的膨脹，而由此導致弱勢方的退讓空間越來越有限，直至觸及底線，這個底線，西方稱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吳思稱之為“谷底的硬石”538。

當底線達到了的時候，沖突不可避免地發生，於是忍無可忍，無需再忍，“逼上梁山”的故事再次發生。

然而這裏面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谷底的硬石在哪兒？

這是一個相對主觀的判定，既存在於弱勢方的心理承受力上，也存在於強弱雙方的力量對比及對未來的預期上。因此，對於不同的人，“谷底硬石”存在的高度是不同的。孔子是重禮於生命的，他“不可忍”的事情在平民百姓那裏則算不得什麽，普通百姓忍無可忍的邊界比孔子要低得多，要實際得多。

而就一個社會而言，谷底的硬石卻是存在的，當社會整體的壓力過大，產生一個能夠推翻現存社會秩序的力量時，谷底的硬石就在那裏。但這只能是事後的判定。事前，沒人能夠把握，不僅是強勢方，連弱勢一方也是這樣。因為人們的感受是主觀的，是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是隨著自身認識的變化而變化的。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去改變谷底硬石的位置。通常情況下，強勢方需要把硬石按到下面去，而叛亂的制造者則需要把硬石搬到上面來。當然，方法是多樣的，例如劉邦可以拿一條白蛇做文章，張角宣傳“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歸根結底都是在努力擡高“石頭”的位置，盡快實現弱勢方的忍無可忍。

1945年的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抽空去看望了國民黨內一向反共的陳立夫，“他用回憶往事的口氣，談起大革命初期國共合作的情景”，自然免不了要講到後來的國共分手。毛澤東說：“我們上山打遊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聽毛澤東這麽調侃，陳立夫“窘迫無以措詞”。539

到了六十年代，毛澤東在回憶自己的光輝成就時，也總是強調自己是在被逼上梁山的540。

任何人在為自己的行為選擇尋找理由時都喜歡說自己是被迫的，以強調這一行為選擇的客觀必然性，毛澤東也不例外。原本打算“做一個教員”541的毛澤東為什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說是因為毛澤東同孔子一樣“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說毛澤東同林沖一樣是被“逼上梁山”的，則多少帶有矯情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