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是硬道理

1933年春，鄧小平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5月，遭“左”傾路線打擊，開始了人生的“第一落”：撤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被指派到七裏村的一座山上挖山開荒，“接受黨的新的考驗”。“對這一階段，鄧小平最深刻的記憶可能就是饑餓”。663一日中午，遇到當地蘇區幹部危秀英，偷偷托她“告訴蔡大姐664，我在這裏吃不飽飯，肚子好餓。”在蔡暢的“幫助”和危秀英的掩護下，“肚子好餓”的鄧小平從後門溜進廚房，吃了頓飽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次挨餓的影響，與毛澤東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鄧小平總是通過實現物去改變人，而毛澤東思維的方式則是通過改變人去實現物，這是我們在觀察兩位政治家政治生涯中最明顯的感受。

1942年9月，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書記，不僅要管打仗，更要搞好經濟工作。1943年7月2日，他發表了《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明確提出：“經驗告訴我們：誰有了糧食，誰就有了一切。”665

廣大勞苦大眾之所以跟著中國共產黨鬧革命，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決吃飽飯的問題，正所謂，“屯裏有糧，心中不慌”，只有有了糧食，其他一切追求才有了基礎。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人有著清楚的認識。

然而，認識問題是一個方面，而解決問題又是另一個方面。新中國建立三十年了，吃飽飯的問題仍然是一個讓所有人都頭疼的問題，這一問題突出地表現在安徽，在鳳陽，在安徽鳳陽的農村。

安徽鳳陽，朱元璋老家，以討飯出名。文革期間，限制雖嚴，但是外出乞討仍屢禁不止。1978年夏秋之際，鳳陽大旱，“鳳陽叫花子在全國漫遊，已成為上至中央下至縣委最頭疼的問題。”666所以在秋種時，省委召開緊急會議，作出“借地種麥”的決定：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種，誰種誰收，國家不征統購糧。

什麽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這是一個不具有操作性的模糊界定，其邊界可伸可縮，其範圍可大可小，因此，它必然導致“所有土地”的借與不借的問題。

政策的松動給了人們以進一步嘗試的沖動，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667走出了第一步。

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隊長嚴宏昌家，全隊20戶中在家的18位戶主668簽訂了生死契約：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刹（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小崗村的生死契約

連夜抓鬮分牲畜、分農具、丈量土地，到早晨，全部搞定。

沒有不透風的墻，鄰隊反映給公社，公社調查，要求“包幹到組”669，遇到抵制，僵持不下，反映到縣委書記陳庭元那裏。陳庭元到小崗了解後說：“他們已經窮‘灰’掉了，還能搞什麽資本主義？全縣有兩千多個隊，就算這一個是資本主義，也搞不到哪裏去。已經分到戶了，就先讓他們幹到秋後再說吧！”670

正在小崗村農民以及縣委書記陳庭元為分田到戶承擔著巨大風險和壓力的時候，1978年12月13日，開了一個多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鄧小平做了他最著名的一篇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671，其中心思想就是思想要解放，他說“不少同志的思想還很不解放，腦筋還沒有開動起來，也可以說，還處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672

“不少同志”是誰？誰的思想是僵化的？鄧小平同志在這裏說的是農民嗎？大家都知道，觀念如衣服，它是套在現實利益的軀體之上的，人們的觀念總是隨著現實利益的改變而改變的。政治家都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673百姓更是這樣，他們向來是尊奉實用主義經濟學的，無所謂僵化與否。所謂僵化是指社會管理者的思想是否隨著百姓的現實利益要求而變化而言的。一直以來，百姓的現實利益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根本目標，但是，百姓的現實利益需要並不是隨著管理者的主觀意願為轉移的，而是自主地變化著的。這就要求社會管理者必須像向日葵那樣朝著百姓的現實利益需求方向轉動，如果百姓的利益需求發生變化了，而向日葵卻不轉，那就說明向日葵僵化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農民，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生活、勞動、學習了二十年的農民，仍然認為只有為自己而非別人創造財富才是自己拼命勞動的動力，因此，他們迫切地需要自主權，需要自由的空間。（農民不是天然地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這是歷史的局限性所決定的，著急也沒用。）而解放思想的陳庭元就給了小崗村民自由的空間——你們自己折騰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