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是硬道理（第4/7頁）

1978年5月2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了一個經濟代表團，在法國、德國、比利時、丹麥和瑞士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聽取考察團的匯報，匯報的中心思想：差距很大，需要學習。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訪問日本，8天的訪問中，鄧小平先後參觀了新日鐵公司、日產汽車公司和松下電器公司三大企業，對微波爐、新幹線、電動汽車，機器人、自動化生產線等表現出濃厚興趣，這是他無論在江西新建拖拉機廠，還是當初在法國都沒有見到過的。鄧小平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終於“明白什麽叫現代化了”。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對外開放政策開始確立，至此以後，中國逐步走向了世界。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應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對美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隨著鄧小平出訪的電視鏡頭，人們開始了解世界：原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並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也並不是“敵人一天天地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地好起來”693。

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開始認識到，“任何一個國家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694

中國開始向世界敞開大門。

但是這一次的開放與以往是不同的，而是主動的、積極的。我們的目的是明確的，資金、技術、信息、管理經驗。我們需要這些東西為提高我們的生產力水平服務，我們需要它們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務，因此，我們開放的重點也很明確：主要是對發達國家開放，當然我們也不忘記“第三世界的市場潛力”。

開不開放是一個態度問題，而如何開放則是一個復雜得多的操作問題。

1979年4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專門討論經濟建設問題。廣東省委領導人習仲勛在匯報工作時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權力，允許廣東有一定的自主權，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汕頭舉辦出口加工業。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兩省分別提出的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同時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出口特區。

1980年3月，將“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

1984年2月，鄧小平同志視察特區後指出：“除現在的特區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

1984年4月，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城市，並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

1990年4月18日，宣布開發開放浦東。

從1990年起先後在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港等地設立了15個保稅區。

到1991年底，14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累計開發土地面積達30萬平方公裏，批準外商投資項目1501個，協議吸收外資27.2億美元，投產運營的企業達821家。

1992年之後，經濟技術開發區遍地開花。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設立的各類經濟技術開發區共有638個。隨著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增加，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額不斷增加，1983年為22.6億美元，1985年為47.6億美元，1990年為102.9億美元，1995年達481.3億美元，2000年到593.6億美元，2007年則達到783.4億美元。695

第二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無論如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不是政府自身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依靠全體人民群眾的努力，因此，最大限度地推動經濟發展就必須要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調動起來了；國有企業改革，工人調動起來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閑雜人員調動起來了，還有什麽力量可以調動起來呢？

還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大家都會忽略的，那就是軍隊。

但是這裏面有一個問題，軍隊是國家安全的保障力量，是國際和平的保障力量，它適合參與經濟建設嗎？這是否會對他的主要職能產生影響呢？這種擔心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但是反過來想一下，這種擔心必須要建立在另一個判定基礎之上，那就是戰爭存在的可能性。軍隊是因戰爭而存在的，沒有戰爭，軍隊是沒有存在的意義的，這就如牧羊犬之於草原狼。說到底，軍隊之需要，一定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戰爭還會來嗎？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相信“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所以那個時代我們一直在積極防禦“帝國主義的侵略”。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