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是硬道理（第3/7頁）

譬如，商品定價問題。物價是涉及到資源配置的關鍵因素，也是通過資源完成對社會控制的最重要的手段。七十年代，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是政府定價的，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政府定價範圍不斷縮小，到1992年還有141種（類），到2001年則只剩下13類了。1992年，在商品零售總額、農副產品收購總額和生產資料銷售總額中，政府定價的比重還是5.6%、10.3%、19.8%，但是到了2001年，就變成了2.7%、2.7%和9.5%。686現在大家都知道，絕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都由市場定價，政府僅對極少數關系國際民生的重要商品與勞務有定價權或價格控制權，還得開聽證會。

譬如，政府審批範圍問題。大家知道，行政審批制度是保證政府對社會經濟運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權力的表現形式，所以從中央政府一直到縣一級政府以及各行政部門都分別擁有層次不同的設定和實施行政審批事項的權力。自2001年到2005年10月，國務院68個具有行政審批職能的部門和單位共取消和調整審批項目1806項，占總數的50.1%，實現了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取消和調整的審批項目涉及經濟管理、社會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事務；中央帶頭，各省跟上，也削減了一批自行設定的行政審批項目，31個省（區、市）共取消和調整審批項目22000多項，占審批項目總數的一半以上。687

再譬如，政府對國有企業的幹預問題。所謂國有企業，就是國家投資的企業，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的一切行為都是在政府的指令下進行的，所以那時候的企業也不叫企業，叫工廠，經理也不叫經理，叫廠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政府開始放松對企業的管制，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讓企業在生產和經營上有一定的自主權，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建立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目的的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放松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對國有企業進行重組，抓大放小，使一大批中小企業完全脫離政府的控制，成為市場上自生自滅的組織，用當時的流行用語叫“斷奶”。

總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認同“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包攬越多，市場發育越慢，微觀主體越難成熟；政府包攬越多，需要的機構和人員越多，政府費用越龐大，稅賦越重，微觀投資和微觀經濟就越沒有活力。”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在不斷地走向下放權力、減少層次、調整結構、精減人員，由原來對企業的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政府通過制定公共政策，實現對市場的調控和引導，企業和人則根據市場的變化而變化。

西方國家的政府是建立在人性惡觀念基礎之上的，所以政府是個壞東西，需要制約。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政府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和政黨理論基礎之上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實現人民富裕的過程中，政府絕不僅僅只是一個看客，絕不僅僅只是個食稅者，也絕不僅僅是個政策制定者，它必然會是經濟發展的參與者、推動者和主導者。

還是1978年12月13日的那篇講話，鄧小平說，“今後，政治路線已經解決了，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不善於領導，領導得好不好，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實行了先進的管理方法沒有，技術革新進行得怎麽樣，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和集體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條戰線的各級黨委的領導，也都要用類似這樣的標準來衡量。這就是今後主要的政治。離開這個主要的內容，政治就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688

這是一段對後世影響很大的表述，基本上奠定了以後三十年的社會發展重心，也成為後三十年來政府工作的指揮棒。為了發展中國經濟，黨和政府做了種種努力，用實際行動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首先就是政府主導招商引資。

1840年之後，中國的對外開放是被迫的，使中國處於被掠奪的狀態；1949年之後的中國也是對外開放的，但那是一邊倒的，倒向社會主義國家，發達的蘇聯給了中國無私689的援助；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後，中蘇關系破裂，蘇聯撤走專家，中斷經濟援助，中國站到了第三世界一邊，為獲得他們的政治支持，中國又給了他們無私的援助。

文化大革命當中，雖有“四三方案”690等設備引進項目，雖然陳雲等也提出“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691，但在“為資產階級服務”、“崇洋媚外”、“洋奴哲學”、“修正主義路線”等觀念的阻礙下，對外開放終究難成氣候，所以鄧小平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