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雍正不為人知的一面（第4/4頁）

跟佛走得太近，難免會讓佛與政治攪和在一起。文覺禪師在宮中時，雍正曾多次召他一起討論軍國大事，把他當成重要的謀士。據說在年羹堯、隆科多、允禩、允禟的案子中，文覺禪師都出了不少主意。

雍正十一年，文覺禪師奉命回江南朝山，儀式和王公等同，所到之處地方官無不對他頂禮膜拜。

還有一件事能反應雍正對佛的真正態度，迦陵性音是雍正的老朋友，雍正當皇帝前，兩人經常坐而論道。雍正當皇帝後，性音並沒有像其他和尚一樣水漲船高，只因他對權勢沒興趣，想去廬山隱居修行。到了廬山後，性音拒絕與官場來往，四年之後圓寂。雍正誇獎性音“深悟圓通，能闡微妙”，追贈他為國師，將其語錄收入經藏。

但是，幾年之後，雍正忽然性情大變，說他早看出性音這個人品行不端，經常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在登基之後把他趕出京，以維護法門的清規。更過分的是，雍正說性音的語錄含糊處不少，根本沒有大徹大悟，這等於是在否認了性音的佛品之後進一步否定性音的能力。雍正將性音的封號取消，還不允許性音的門徒記錄自己以前和性音的談話。

雍正為什麽一反常態呢？史書沒有記載原因，我們猜測可能是性音跟門徒說了什麽話，這些話涉及雍正的隱私，又恰好傳到雍正的耳朵裏，所以雍正大怒，前後判若兩人。

朝臣中大多還是儒家的信徒，對於雍正崇佛，大家心裏都不滿。

譬如，雍正五年，雍正問左都禦史沈近思：“聽說你年輕時入過佛門，敢情你也精通一些佛門真諦，不妨說與朕聽聽。”雍正當然不是真心向他請教佛法，雍正早已自詡教主了，自是想借著機會賣弄一下。

然而，沈近思卻回答說：“臣少年時確實在佛門待過一段時間，但那是因為窮困潦倒，等到參加科舉後，專心於經世之學，以便報效國家，又怎麽會有閑情研究佛學呢？臣知道皇上聰明天縱，早就領悟了大乘的學問，但是天下萬機全都系於皇上一身，臣希望皇上做堯舜，不要做釋迦。即便是臣懂得佛學，也不敢妄自向皇上陳說。”

沈近思的話帶著典型的儒家色彩，在當時是非常冠冕堂皇的，雍正只好當面認錯，說以後改正。

有一次，雍正宴請群臣。宴席上，有人為了拍雍正馬屁，大談禪學。這時，雍正問戶部侍郎趙殿最：“你懂禪學嗎？”趙殿最說：“不好意思沒學過。”雍正笑道：“沒學過沒關系，你也談談對禪學的看法吧！”

趙殿最對佛教很反感，於是用儒家的道理闡釋一通，雍正哭笑不得，對群臣說：“別人是慧根，他是鈍根啊！”

許多官員甚至從實際行動上抑制佛教。雍正三年，禦史錢以瑛上奏，請求讓各省督撫勒令僧尼還俗。唐山縣令還驅逐和尚，強行把僧舍改為民房。有的地方甚至建議把僧舍改成書院……

對這些行動，雍正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慨，但還是能保持相當的克制。比如，那個唐山縣令做得就有點過分了，雍正下旨把他抓了起來。侍郎留保以開導縣令的口氣為他說情：“這些僧人都是沒有生計的窮人，寺廟就相當於是收容所，皇上留下他們，就如同周文王愛民一樣，把他們當做鰥寡孤獨來照顧。”

那個縣令不知是不懂，還是裝不懂，總之仍然對佛教仇視。雍正聽留保說話好聽，也沒有為難那縣令。

對於自己信佛揚佛，能言善辯的雍正也作出了“高明”的辯解。他一方面說佛教確實對治理國家沒有任何裨益，另一方面又說佛教有益人的身心，還說治國之道自有古代聖王的哲學，而佛法是見心明性的學問，所以自己從來不讓僧人參政。這顯然是狡辯，雍正也知道讓僧人參政瞞不了所有的人，便又為自己辯解說：“乃祖順治曾經召僧人玉林琇進宮研究佛學，這就如同黃帝到崆峒山尋訪廣成子，詢問修身治國之道。”

雍正的言下之意是：順治習佛如同黃帝問道，黃帝是中國第一聖王，他這麽做是對的，那麽順治的做法也是對的，而自己恰好是效仿順治。

雍正信佛更多的是出於一種興趣和願望，算不上是真正的信仰。雍正對權力有著超強的欲望，這種欲望從根本上是與佛性抵觸的，所以我們後人完全不必把他信佛當真，說成是他的一種愛好和興趣更適合。

如果雍正真的領悟了佛法，我們很難想象他是如何面對那麽多屈死在他手中的冤魂。當然，我們抱著善意的態度，希望雍正此刻正在西方極樂世界享受著極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