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彈壓“暴民”不手軟（第2/6頁）

要不要派尹繼善去處理暴亂事件，乾隆著實傷透了腦筋，因為他看尹繼善不順眼。尹繼善這個人到哪裏都受到稱頌，不管是百姓也好，還是當地的豪紳也好，都對他交口稱贊，這本來是好事，但乾隆覺得像這種左右逢源的人正是父親所警惕的巧宦。再說了，尹繼善這麽一搞，大家都稱頌他了，誰還理解皇恩其實比這更浩蕩呢？

最後，乾隆還是讓尹繼善去蘇州了，有人說這麽做是為了維穩，估計真實原因是故意讓蘇州百姓改變對尹繼善的看法，讓他們痛恨尹繼善。顯然，在尹繼善臨行前，乾隆已經給他交底了。乾隆警告他：如果你沽名邀譽，損害國家利益博取刁民稱頌，那就等著我取你的腦袋吧！

尹繼善來的時候，百姓以為救星到了，諷刺的是，在打死顧堯年、陸高等人的那天，尹繼善和安寧共同臨場監視。相信這事對蘇州百姓的精神打擊是殘酷的，眾目睽睽之下，這三十九人被活活打死，誰也無法救他們，在專制的天空下，皇帝的意志甚至大於天。

這一次，受傷的不只是尹繼善，蘇州的百姓全都受傷。他們發現，仁政也好，清官也好，全是靠不住的。

乾隆一向以愛民自居，但他愛民的前提是順民，無條件地順。百姓應該明白了，乾隆的愛民不是真愛，把愛改成統治二字更恰當。

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這事把乾隆說成是一個暴君，歸根結底他是一個封建統治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從維護統治出發。譬如乾隆在位期間，五次普免天下錢糧，相當於免掉全國一億五千萬兩白銀，他還三次免掉漕糧一千萬石，這些做法在中國古代都是極為少見的，但這不代表乾隆愛民，只能說他深諳統治之術。與此相反，對於那些膽敢叛逆的刁民他也毫不手軟，不是斬立決，就是淩遲處死。

取締大乘教

領教了乾隆的“兩手政策”（一手施恩，一手施威）之後，我們再來看看乾隆是如何對待民間那些秘密宗教的。對於皇帝來說，宗教只有兩種，一種是正教，一種是邪教。所謂正教就是對統治有利，或者至少是無害的，所謂邪教則是禍害國家、危及社會穩定的宗教。

乾隆前期，天下雖然太平，但遠遠沒有達到聖王統治下四海升平的境界，人民的反抗也一直沒有消停過。這些反抗組織大多偽裝成宗教形式，我們知道朱元璋就是依靠明教發家的，宗教是一種很有煽動性的組織，對乾綱獨斷的乾隆來說，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當時，比較流行的地下宗教有大乘教、羅教、宏陽教、收元教、長生道等，這些地下教派跟白蓮教和明教有許多相似之處，組織嚴密，主張偏激，帶有濃重的神秘色彩。其中，以大乘教的傳播最為廣泛，這個大乘教跟佛經原義中的大乘教完全是兩碼事。

乾隆十一年三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密奏乾隆，妖人張保太的黨徒流入貴州、四川，請求下令緝拿。張保太是雲南大理雞足山人，大乘教的創始人。康熙年間，張保太就開始在雞足山上傳教，自取法名“道岸”。康熙二十年，張保太創立大乘教，自稱“西來教主”。張保太創立大乘教的時候，正值平定三藩之後，當時中原百姓飽受戰亂之苦，紛紛渴望“明主”出現，所以說張保太從創教開始就是不懷好意的。

作為一個教主，張保太是成功的，他很快就把大乘教“發揚光大”，全國各地都有信徒。終於，他引起了雍正的注意。雍正八年，張保太被逮捕，本來是準備把張保太等人處以絞刑的。後來乾隆登基，天下大赦，張保太悔罪回鄉，繼續在暗地裏從事傳教活動。

乾隆六年，張保太西去，教主的職位由繼子張曉接掌。不過，張保太的再傳弟子劉奇能力更強，很快就取代張曉成為教主。劉奇當上教主後，以雲南、貴州、四川為大本營，開始向全國蔓延滲透，由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組織。

張廣泗上奏之時正逢大乘教呈燎原之勢，這個奏章引起了乾隆高度的重視，他批示張廣泗，對這種事一定要嚴懲不貸，盡快抓住禍首，永除禍患，脅從的人不要追究。

隨後，乾隆下了九道諭旨，指示雲南、貴州、四川、江蘇、直隸、湖廣、江南、江西、山西等地通緝大乘教的大小首領。雲南總督張允隨首先發力，逮捕了張曉和劉奇的徒弟劉鈞、楊聲等六個重要的人犯，張曉和劉鈞被淩遲處死，楊聲斬立決。

張廣泗是取締大乘教的發起人，辦事更為賣力，他緝拿了張保太的弟弟張二郎。通過審訊從張二郎的口中得知大乘教的聚會時間和地點，結果將大乘教的一些重要人物一網打盡，逮住了貴州大乘教的首領魏明璉。張廣泗接著對魏明璉進行審問，得到了大乘教內部信息以及各地掌教人的資料。隨後，張廣泗上奏，其他的人都好抓，只有一個叫朱牛八的首領很難通緝，因為朱牛八顯然不是真實姓名，牛八合起來是個朱，這個名字隱含著懷念朱明的深意，似有反清復明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