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史新談（第2/3頁）

——《資治通鑒·卷六十六》

（七）空談和實踐

靖康之變（公元1127），金人長驅深入，開封的大臣們，正在雍容商討，有的主張抗戰，有的主張講和，有的主張遷都，意見紛紛，莫衷一是。大家搶著說話，誰也不能做事，弄得戰的準備沒有，和的準備沒有，連逃的準備也沒有，卻又一面在敷衍作戰，一面在遮遮掩掩地講和。議論未定，金人已經渡河，開封已經被包圍了。

宋人張端義《貴耳集》裏有一段很沉痛的話：“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風度，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罰，漢尚才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光從文字上形式上講究，滿意於紙面的空談，靖康之變是最現實的一例。

（八）冗兵冗吏

北宋這一個時代，就內政說，算是比較像樣子的，有見識的政治家都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批評政府，指摘的題目之一是冗兵冗吏。

至道三年（公元997），有一個在政治上失勢，被趕到外郡去的地方官，知揚州王禹偁寫信給皇帝，指出冗兵冗吏的弊端說：“過去三十年間的一切，就我所親見的說，國初疆域，東未得江浙福建，南未得兩湖兩廣，國家財賦收入不多，可是北伐山西，禦契丹，財政不困難，兵威也強。道理在哪裏？明白得很，第一，常備兵精而不多，第二，所用的大將專而不疑。其後，盡取東南諸國，山西也收復了，土地增加，收入增加，可是財政反而困難，兵威反而不振，道理在哪裏？也明白得很，第一，常備兵多而不精，第二，所用的大將也多而不專。如今的辦法，要國富兵強，只有學以前的辦法，采用精兵主義，委任好將官，用全國的財力，培養數目不大的精兵，國富兵強自然不成問題。”

接著他舉出冗官的實例，他說：“我是山東濟上人，記得未中進士時，地方只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十年以來，政府不曾添過人，地方上也沒有什麽事辦不了。以後又添了一個團練推官。到我中進士回鄉時，除了刺史，又有通判，有副使，有判官，有監庫，有司理，管賣酒收稅的又有四個官，衙門天天增加，官的數目自然也多，可是算算地方收入，比過去反而減少，逃亡的人民呢，反而比過去增多。一州如此，全國可知，冗吏在上消耗，冗兵在下消耗，兩頭吃國家，國家如何能不窮！”

五十年後，戶部副使包拯也告訴皇帝說：“五十年前文武官的總數九千七百八十五員，現在是一萬七千三百余員，這數目不包括未管差遣京官使臣和候補官在內。比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全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平均算來，照定額不過五六千個官就夠辦事，如今的數目恰好多了三倍。而且三年一開貢舉，每次考取二千多人，再加上中央機關的小吏，加上大官的兒孫蔭序，再加上出錢買官的，總共算來，逐年增加的新官又不止三倍！做官的一天天增多，種田的一天天減少，國家如何能不窮，民力如何能不竭！”

在承平時代，有如此公開的指摘，過了九百年，到了我們的時代，有史以來國難最嚴重的時代，我們讀了這兩個文件，有點惘然！

——《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二、卷一六七

（九）書帕

明代後期賄賂之風盛行，官官相送，講究用新刻書，面子上送書，底子裏送黃的金子，白的銀子，落得好看。一時東也刻書，西也刻書，趕刻得快，便顧不得校對，錯字脫簡，一塌糊塗。大凡那時地方官府所刻書，序文上寫著“捐奉繡梓，用廣厥傳”的，例如弘治時溫州知府黃淮重刻陳埴《木鐘集》，和州知州黃桓所刻都穆《南濠詩話》一類雜書，都是為著送大官的人情的點綴品。

明代後期書刻得不好，這是一個原因，我們現在還有許多明版書可讀，這也是一個原因。

——蔣超伯：《南滣楛語》

（十）貪汙史例之一

元朝末年，官貪吏汙，因為蒙古、色目人渾渾噩噩，根本不懂“廉恥”是什麽意思。這一階級向人討錢都有名目，到任下屬參見要“拜見錢”，無事白要叫“撒花錢”，逢節有“追節錢”，做生日要“生日錢”，管事而要叫“常例錢”，送往迎來有“人情錢”，差役提人要“賫發錢”，上衙門打官司要“公事錢”。做官的賺得錢多叫“得手”，鉆缺叫“好地”，補得要缺叫“好窠”。至於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則一概“曉勿得”！

劉繼莊說：“這情形，明朝初年我知道不清楚，至於明末，我所耳聞目見的，又有哪一個官不如此！”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