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隋末為門下省錄事，在越王楊侗手下做過給事郎，王世充毒殺楊侗後，將他貶為鄭州長史，李世民平定洛陽後，戴胄被引為秦王府士曹參軍。

與馬周的嚴謹相比，戴胄屬於“冷峻無私”型。

李世民即位之初，大理寺少卿一職缺人，李世民認為大理寺事關人命所在，必須要挑選一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人來擔任這個職務，戴胄由於性格正直，通曉法典而最終當選。

事實證明：戴胄擔任大理寺少卿後，確實展現出了“鐵面法官”的風采。

貞觀元年的一天，長孫無忌被召進宮，進宮之前忘了解下佩刀，在前邊我們介紹尉遲敬德逼宮的時候說過，攜帶武器進宮屬於濫入大內，是要判死刑的，這個事件發生後，尚書右仆射封德彝向李世民提議說：長孫無忌帶刀進宮，宮門守衛沒有阻攔，應該判死刑，而長孫無忌屬於誤入，也就是有過失，罪不當死，罰銅二十斤就可以了，得到了李世民的同意。

但這個處理意見卻遭到了戴胄的堅決反對。在戴胄看來，這是明顯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所以，他馬上駁斥封德彝，說道：“校尉沒有發覺與無忌帶刀誤入，同樣都是失誤，臣子侍奉皇上決不能有失誤，依據刑律，供奉皇上飲食起居如果出現差錯，都是死罪，陛下如果念及長孫無忌的功勞要從寬處理，那就不是司法部門所能所能判決的了，如果按照刑律依據處理，僅僅是罰銅，實在沒有道理。”

聽完戴胄的話，李世民頗為感慨，然後說道：“法律，是國家的，而不是某一個人的。怎麽能因為長孫無忌的特殊身份而徇私枉法呢？”然後下令，重新審理此案。

戴胄明白，長孫無忌貴為皇親國戚，因為誤帶武器入宮而被判死罪是不可能的，李世民之所以這樣說，其用意在於讓臣子說出一個兩全齊美的處理意見，因為有些話皇帝是不好講出口的。

所以，在看穿了李世民的心思後，戴胄接著說道：“守門校尉是因為長孫無忌才招來罪名的，依法應當從輕處理，如果從失誤的角度來講，那判決應該都是一樣的，但封大人所說的一生一死，差別實在太大，所以請陛下重新慎重考慮一下。”

戴胄的意思很明顯，長孫無忌死不了，守門校尉也不能死，決不能用守門校尉來做替罪羊，而彰顯朝廷的公正。

他的決心最終打動了李世民，因為李世民明白，司法不公會導致國將不國，而司法界能有戴胄這樣秉公執法的人，堪稱國家之幸。

戴胄在貞觀七年去逝，為李世民效力的七年間，先後擔任過大理寺少卿、民部尚書、吏部尚書、尚書右丞之職，無論在哪個職位上，都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和馬周一樣為李世民提出很多利國利民的建議，例如貞觀之初，他向李世民提出了建置義倉的主張。

所謂義倉，是指在各地州縣分別集中一些糧食，由當地官員管理，建置義倉的目的在於，在國家糧食歉收的時候，可以及時向老白姓發放救濟糧，這對於百姓的生活、社會財富的積累和社會的穩定有著重要意義，雖然在隋朝初年，隋文帝楊堅曾經建立過不少義倉，但經過隋末的動亂，這些義倉基本都被掏空。

所以，這個建議一提出，就得到了李世民的贊賞，特賜十萬錢給他，可見這個建議對於當時政府的重要性。

除了秉公執法、深謀遠慮之外，戴胄還經常大膽地匡正李世民的過失。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九月，李世民下令重新修繕仁壽宮，要求定期完工後改名為九城宮，而且還要修復洛陽宮。這對剛剛穩定五年的唐王朝來講，是一筆巨大的開支，而這些開支無疑又會被攤派給老百姓，當時身為民部尚書的戴胄，從民生的角度，向李世民直言阻諫：

“亂離甫爾，百姓凋敝，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

沒錯，自古以來，一個國家不論搞什麽項目，建什麽工程，民生是前提，老百姓吃不飽飯，一切都是白搭。

在民生問題上，戴胄從來都是忠直體國，知無不言！

戴胄最終官居宰相，但到逝世為止，家無余資，可謂兩袖清風，死後竟因為房舍簡陋而難以舉行追悼會，讓當時朝廷所有的人為之感嘆。

李世民為了追思戴胄生前的功績，下令廢朝三日，並追贈尚書右仆射，封道國公，讓工匠為其修建祭祀之所。

難得可貴的是，戴胄生前與宰相班子的其他成員，可謂是親如一家，和房玄齡、魏徵等人關系很好，他們性格雖然不同，但卻是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們的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鞠躬盡瘁，興我大唐！

對於戴胄，我想說，表面看起來，他是個冷血的人，但他的內心，其實是火熱的，忠誠、無私、清正……，太多的詞匯可以形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