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推開一扇門

這群年輕人中，徐平前世有印象的，是張載和蘇頌兩人。但這並不說明，其他人就比這兩人差了很多，來到這個世界近二十年，徐平不會再產生這種錯覺了。一個人能夠揚名後世，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自己有足夠成績是一方面，還有學生子弟的因素。

最少在這個時候，學術上首先表現出別開一家氣象的，是劉敞，張載還在一個積累的過程中。對於宋學來說，劉敞非大成者，非奠基者，但卻是發端者。

大宋立國近七十年，澶淵之盟也已近四十年，新的社會現實，正在催生新的文化。徐平西北大勝之前，內部逐漸恢復繁榮起來的同時，外有契丹強敵，又有黨項叛亂，讓這個時候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不得不與傳統的文化割裂，尋找另一條出路。表現在學術上，就是“疑古惑經”。舊的理論已經指導不了實踐，他們要突破牢籠，別開新局面。如果沒有西北的大勝，這些人會壓抑許多，對制度和文化更加不自信，更傾向於對人對內的挖崛。在西北戰勝了黨項，實際上已經把文化開始引入另一個方向，他們的表現注定與歷史上不同。

從漢朝之後的學術傳統，是以官方認可的傳和注為核心的，一切都本於此，學者不得在此之外重發新論。至韓愈和柳宗元發起挑戰，但並沒有獲得官方認可。不過他們開了一個好頭，後來的人接了上去，現在到了收獲果實的時候了。

能有現在這個局面，趙禎的推動功不可沒。真宗時候，曾經還想沿續唐朝的做法，以大儒對經典重新注疏，作為官方承認版本，最終沒有成功，到趙禎就徹底放棄這想法了。

前幾年《富國安民策》頒行天下，有經學宿儒問趙禎，這些內容非出於經典，是先賢所未述，這樣由朝廷頒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趙禎回答：“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而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不以奮焉。”以皇帝的身份，正式承認學者可以不尊從古注疏。

這幾年以京城為中心的士子的主流，是把《富國安民策》吸收到新的文化體系中，以李覯為代表。而天都山的大勝，又開了另一個方向，即《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論。

劉敞出自《春秋》研究的世家，他自己在這上面用功很深。到了徐平幕中，隨著戰事連戰連勝，正在影響著他走向一條新的道路。《春秋》一千年余來，紛紛雜雜，涉及到的各種著作、思想不知有多少。但說到底，還是一個尊王，一個攘夷，核心是華夷之辨。

現在黨項即將收復，便面臨一個問題，宋與黨項的爭端，是華夷之爭，還是中國內部之亂。總之一句話，是內亂？還是外戰？這關系到以後國策，不純是文字之爭。

這些年輕人現在除了每天做些雜事，還議論著徐平在軍事政策上的文化含義，上追三代，下聯當世，要從文化傳統、精神內核上理出一個頭緒。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討論這次黨項叛亂的性質。用一個高大上的名詞，便是《春秋》學。對黨項的處理原則，將直接影響到以後宋朝對外的態度，如何定義戰爭，如何處理爭端。如果他們討論出來一個結果，得到了徐平的認可，那麽就很可能成為宋朝成例，為後世所遵循。

讀書人的心思確實是多，在與這些人接觸之前，徐平都沒有向這方面想。不過他們想的也有道理，這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一切都要重新開始，戰爭也不只是簡單的戰爭。不在這件事情上統一思想，那如何面對後面的對契丹之戰？你一言我一語，更加沒個譜。

本來讀書人的思想沒有分岐，元昊髠發，易服，立文字，明顯是異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就是一場外戰。但徐平對元昊的判決已下，檄文已傳四方，明言元昊叛宋為不臣，虐民以為罪，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徐平的定性，明明是內亂。

在前方連戰連勝，國勢蒸蒸日上的時候，主持這些事情的徐都護不可能是錯的。如果自己想的與徐都護不同，那一定是自己錯了，要重新回頭審視自己的學習和傳承。

這一點思想上的別扭，直接促成了劉敞大膽地完全拋棄前人見解。不光是連歷代的注和疏不理了，就連左丘明、公羊、谷梁這三傳也完全揚棄掉，直接從《春秋》原文找答案。

真論經學的水平，徐平連趙禎都不如，跟這些用心在這上面的年輕人相比，就更加說不到一塊去。不過他還是願意聽他們議論，給自己以啟發。

閑聊了一會軍中雜事，張載突然對徐平道：“通經以致用，明天理以治人事。都護在朝中，三司新政致天下太平，西北連勝而服四夷，大丈夫功業不過如此！有此功業，必有非常之學。小子們在都護幕中，日常俗務纏身，不能時時聆聽教誨，豈不惋惜！今夜風清月圓，都護有暇，何不提點我們幾句，以後求學少走許多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