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0章 以仁為本

見眾人一副迷惑的表情看著自己，徐平道：“我起自進士，入仕以來，先歷州縣，再入三司。為官做的是實事，做實事講的是提綱挈領，你們或許重說理，說理是不是這個規矩我說不清楚。兼覽博照，多知道一些別人做事的辦法總是不會錯的。”

眾人點了點頭，知道這是徐平做事的辦法，在三司如此，在軍中也是如此。盡量以最簡潔的方法把事情說清楚，理出其中的頭緒，才好找出合適的對策。儒生確實不習慣這樣做，因為他們要旁征博引，加之自己發明，這種說理辦法與他們相性不合。

徐平又道：“你們講天理人欲，辨人之性情，述仁義道德，探治亂之源。人生於天地之間，本於地氣風俗，必受天理影響，卻未必一切都由天理而定，很多東西還是由人自己來思辨做事形成一個樣子。故曰天理存於人欲之中，要講人的事，還是要看人自己。”

張載點頭，轉身對身邊的人道：“都護所講，柳河東之論也。”

徐平心中暗道一聲慚愧，在社會推崇韓愈的大背景下，他卻喜歡看柳宗元的文章。剛開始是以為自己不喜歡跟這些儒生一樣尋章摘句，所以才喜歡看柳宗元的小品文，直到最近自己的思想開始成形，才知道那是一種下意識的反應。

後世曾把這兩百年間的八個人合在一起，稱為“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便是韓愈和柳宗元。前世學到這裏，總是以為這是八個文章寫得最好的文學家，現在想通了，知道並不是這樣劃分的。“八大家”，是一種文化和政治立場的劃分，其次才是文學成就。這八個人，是後來宋學的最核心部分，他們確立了一種文化傳統，並由此試圖確立政治制度。

韓愈祖追孟子，希望能夠重建儒家道統，講民重君輕，是宋朝的主流。而柳宗元則把天理從人世的政治中剝離出去，天理和人間的治亂不再合一，治亂就是人的事。由此而來的觀點，就是“天下為公，非一姓之永祀”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天下，這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源頭和理論基礎。因為沒有天理的加持，則人間的帝王傳承就失去了神聖性，他們的正統，只在於治還是亂。

徐平前世的印象，總是認為中國古代專制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動搖，中國傳統文化裏沒有自由與民主的基因。所以他在朝堂為官，一直戰戰兢兢，哪怕與趙禎的關系非常親密，也不敢有絲毫讓人抓住把柄的地方。現在想明白了，只要知道有“唐宋八大家”這一個名頭，就知道不是那麽回事。韓、柳就是宋朝文化最重要的基因，柳宗元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宋朝人的文化和政治，歷史上的很多政治現象和制度都可以從這裏找到源頭。

韓愈隨著孟子升格運動，在後世哪怕思想被篡改，文章被刪減，到底還是保留了一個名字。而柳宗元則沒有這麽幸運，他的思想基本在宋朝曇花一現。而在當時，柳宗元是比韓愈更激進，對舊文化的傳統鬥爭得更厲害的一個人，受到的挫折也更多。

依著徐平從前世學來的知識，在宋朝實行虛君制度，甚至君主立憲之類，會不會成為千夫所指，沒有人認可？不會。這本就是這個年代文化的主流，從範仲淹評寇準“左右天子方為大忠”，就能知道這個時候的讀書人是怎麽想的。真宗之後的幾個皇帝，不是受到這種文化壓力，哪裏會有那麽高的自覺向文人士大夫讓權。

後世的政治制度不在於會不會被這個時代接受，而是在於可能水土不服。不考慮文化傳統，不考慮政治實際，到頭來最終還是一場空。人類發展有其本來軌跡，憑空嫁接來的制度開不出美麗的花朵，更加結不出美味的果實。宋朝華夷之辨再次興起，本就是對唐朝兼容並蓄、優待異族政治的反思，意識到兼采漢人和鮮卑文化和制度的路走不通了。歷史事實是連一個鮮卑文化近千年都消化不好，還想再消化另一個，委實有點難。

路是要由自己人走出來的，不然到頭來會發現是條假路。

徐平思想轉變的最大障礙，是他前世對中國文化轉統和這個年代價值取向不同。徐平前世所學，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中國不但是在戰爭中被洋人擊敗了，而且在政治、文化、科學、技術、思想等方方面面無一不敗。而且在這種巨大的沖擊中，最終還是保持了自己的獨立，學習有一部分主動性，是主動去吸收。所以他對歷史認識的傳統，表現為對古代歷史的批判與解構，完全打倒，便於吸收新的知識。凡是中國古代歷史傳統中的缺點加倍放大，而與那個時代傳統相合的盡量不提。表現為中國不可能發展出科學技術，不可能發生工業化，不可能發展出進步的文明，走向腐朽與落後是一種必然。對歷史的表述就表現為，誇大異族帶來的文化的先進性，貶低自己本身文化的落後。一切的發展是因為異族來了新鮮的血液，而落後的根源在自己文化的保守。漢族文化以文來表述，便誇大鮮卑入侵帶了尚武的基因，而對外戰爭不利是文官壓制武將，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來是因為科舉引導聰明人全去讀書，文人瞧不起匠人。總而言之，本身文化傳統就是原罪。只要把這一切全都打倒，讓人一提起來就覺得羞恥，才好引入新的文化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