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治術（二）（第2/2頁）

但在中國，大多數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剝削手段，改革核心之一，必然涉及到社會借貸。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青苗貸對這個時代的意義，為什麽會被提出來。青苗貸就是把農業生產中的一部分，從剝削階級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同時降低耕種田地的農民負擔。本質上來說，是減租減息之一部分。只是由於生產力和手段限制，最終的結果是官府取了借貸的這一部分利益，而並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舊黨對青苗貸反對的立論基礎，是沒有達到預期減輕農民負擔的目的，新黨堅持的基礎，是官府從剝削階級手中取到了這一部分利益。改革者和反對者，都不全對，也都不全錯。

借貸要不成為剝削的手段，應當是無息貸款。春天我借你一鬥糧，秋後我再還你一鬥糧，多一些表示謝意，還得少了是我無賴。摻入了貨幣經濟，便有了價格波動，完全使用貨幣又有了通貨膨脹和緊縮。但從根本上，應該我借了多少價值，還你多少價值，多出來的利息就是剝削之一種。隨著社會的發展，借貸成為銀行，發展成為金融產業，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難的積極意義，同時依然是剝削的手段。

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看王安石變法的措施，才能看清其為什麽要那樣做。以從歐洲泊來的意識形態觀察，必然是不得要領。必須認識到，變法的本質，是對治下的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進行調和，是使用各種手段，逼迫剝削階級讓利，減輕底層被剝削程度。這才是根本，至於改變所有制，只是表象。讓資產階級上台來發展資本主義，實際上在中國完全不可能，中國的政權，從本質上就不允許徹底墮落成進行階級壓迫的工具。

如何認識剝削，如何看待剝削，如何處置剝削，是意識形態核心的問題。共產主義認為剝削可以完全被消滅，資本主義認為剝削的存在天經地義，中國的實用主義傳統認為剝削不合理，不應該存在，但不得不讓其存在，從而要加以各種形式的限制。用調和限制的手段對朝政進行改革，就是這個朝代被大多數人認可的方向。

認識到這一核心問題，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方向對了，才有手段合不合理，才有施行的過程中順利不順利，才有利與害的比較。

“委曲求全，只能委曲求全——”趙禎揉揉額頭，問徐平，“就沒有兩全的辦法？”

“天地初生，人依群而活，無所謂剩余之物，也就無所謂不勞而獲。那時候能夠自耕自食，自取自足，只因所得之物稀少，僅夠活命而已。或許有一天，天下之物豐稔，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萬事皆足，就不需委曲求全了。當此世，就是聖人。”

說到這裏，徐平苦笑著對趙禎道：“只是那樣的日子，陛下看不到，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當下之時只能委曲，陛下非聖人，臣也非賢哲。非君臣不想行聖賢之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奈何？人生於世，難求萬全，最苦是有心無力，最樂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知難而上。孟軻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此其謂與？”

“君子如北辰，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有君子之行而無完人君子。聖賢之治於朝廷依然是如北辰，只能景行景止，但存聖賢之心，委曲求全，有聖賢之行，而並無聖賢。”趙禎點了點頭，終於接受了這個邏輯。“治國理政，聖賢之行，宰相講，朕聽之。”

說到這裏，轉頭吩咐一邊侍立的小黃門：“召吳育來，今日宰相之對，當記於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