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理通事順（第3/4頁）

哪怕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資產階級內部，而臨嚴重的危機時，有人想進行較大的改革，大義一舉，依然威力無窮。沒錯，說的就是美國，就是民主制。最高統治者留有較多權力的時候，揮舞著大義，把政治結構大變樣並不稀奇。你能把這一個拖下台，後面還會再出現另一個，社會危機不解除，這種沖擊就不會結束。無他，政權有立場，但政權本身是獨立於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權生存，這種獨立人格就體現出來了。

意識形態的結構中，立場是位於政權屬於誰之下的。為了政權生存，統治者一人敢於挑戰整個剝削集團，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威力。意識形態決定政治結構，而不是反過來。

當大潮席卷全球的時候，外部矛盾容易掩蓋內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臨社會危機時向外轉移矛盾作為當然之理。時代不同了，這個當然之理也不是當然之理了，向外轉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時候，每一個政權都必須想辦法對內解決社會危機。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來的全球革命潮正在退去，處於時代的尾聲，每一個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傷口。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經是逆大勢而行。從國際事務中抽身出來，應對內部危機已經是一種趨勢，這就是大勢。不管是自覺還是被動，各個國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局面。抽身得越早，損失越小。這個時候還看不清局面，去亂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會顯得很可笑。雖為小邦，而心懷天下，就說的是這種政權。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聲，徐平的這一世，正當浪潮正盛的時候。紮緊籬笆，堅定地在浪潮中巋然不動，接下來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漢人的。卷身到這股洪流中，貪小利忘大義，徒然把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反擊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費國力，浪費民族的發展機會。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體，與皇帝一起治理國家。皇帝的責任，就是使這個治理國家的群體，立場永遠在被剝削者這一邊。皇帝失去了立場，則官僚集團必然就會失去立場，這種政治結構就瓦解了。立場失去了，意識形態就變了，政權性質就變了。

所以說，皇帝的義不在縱容官僚集團上，他站到官僚集團這一邊來，整個天下就非常危險了。君臣和諧，是說大家意識形態相同，但各有職責，矛盾體現在這裏。

皇帝的個人操守不可靠，無非是把皇帝換成一個集體，如同把宰相之權分成宰執集團的眾人之權而已。確定了政治立場，這種政治結構就不會改變。其間的分別，如同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雖有不同，卻同屬於一種意識形態。

羅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漢的丞相制度，是基於意識形態的立場偏向來的。在這樣一個系統之下，會理出很多歷史的脈絡來。

上層建築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以意識形態為中心。意識形態生發出政治結構和一系的政治原則，由此又有各種各樣的行政舉措。變法，就是在確立了意識形態之後，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舊的政治原則，建立新的政治原則。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識形態生發出來的政治結構。徐平一直講的怨歸於己，恩歸於上，則是公天下與大一統的政治原則。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過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則是封建思想，把自己當成了郡縣的主人。

政治結構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錯，導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這個政治原則，是為了體現皇帝與士大夫的主從之分，確保政權的立場。體現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減刑免稅之類示恩於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來並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歸於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減刑，因為不是示恩之舉，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裏，為疏決。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這個範圍內，百姓受到好處只可歸於朝廷，朝廷認為是個好官，而不可借此讓百姓感激自己。否則就是封建思想，違反了大一統之下怨歸於己，恩歸於上的政治原則。朝廷縱然一時有行政命令錯誤，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擔，不可以向上推托，分辨是朝廷內部的事情，與百姓無關。挾民意而對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統的政治原則。如寬刑免稅興學之類，地方官提出來施行，必須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書的敕令行下來，而不能自作主張。哪怕從頭到尾中書就是簽個名，蓋個印，這個好處也是來自於朝廷。這條政治原則，是為了保證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壞大一統的政治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