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國柄

出了政事堂，徐平回到了自己的官廳。隨便處理一下公文，就該休務回家了。

在案幾上隨手一翻，卻發現一封來自新任鞏縣知縣王安石的書信。展開來看，原來是最近京西路工商業進行大手術，王安石有不同意見。

之前，迫於巨大的財政壓力，各地的工商業基本都操控於官府之手。特別是像酒樓和邸店之類的服務業，稍微大一點的縣以上城市，幾乎全為官有。哪怕百姓自己開的店，只要官方覺得利潤可觀，都會使用各種各樣的手段，收歸官有。

這些官有的酒樓和邸店，大部分讓百姓指射，即承包出去，官方收取固定利潤。大一些的店，贏利能力稍強，便由官府經營。這樣做最大的害處，對經濟的束縛不說，是官府為了保證利潤，強行讓境內的富戶輪差衙前役，用家產作保經營酒樓和邸店。商業正常增長一切都好，一旦出現虧損，或者利潤下降，便由輪差衙前補足差額。

這跟徐平前世的國有經濟不一樣，這些酒樓邸店被官方直接當作提款機，過分一點的地方不按前幾年業績，隨意指定一年要上交的利潤。達不到，便直接用經營的衙前人家的家產充賬。在很多地方，直接變成了對境內富戶額外收稅。

宋朝天量的財賦收入，除了禁榷專營，還有一大部分就是這樣來的。

這樣的後果，便是造成了官府插手不多的商業的畸形繁榮，服務業的破敗。除了采取特殊政策的幾個京府，大部分的州縣，城內服務業不發達。甚至於出現，城外偏遠地方的酒樓邸店，由於不在官方掌控之下，比城內還繁榮的怪事。

在京西路試行的工商業改革，徐平借鑒前世經驗，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除了四京之外，地方上那些由百姓指射經營的酒樓邸店，一律賣出去，官方收稅。

一般原則，縣一級保留一處官方經營的酒樓，和一處官方經營的邸店。州一級則按等級，保留二到五處。超出數字的，把小的賣掉擴建大的，形成規模化的經營。官方所有的這些商業，不再使用衙前，而是雇專人經營管理，制定獎懲制度。

宋朝現在問題是，在城鎮是官有經濟占的比重過大，官府對利潤的搜刮過甚，讓工商業發展不起來。通過向民間讓渡小型工商業，來刺激經濟的活力。

與向民間開放工業和服務業相對應，通過三司鋪子和各種民間會社經濟，把畸形繁榮的商業的主導權，從一些大商戶的手中奪過來。他們借助官方力量實行行會壟斷，在獲得超額利潤的同時，打擊壓制了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達的不同意見，竟然是覺得對民間放權讓利不夠。他以鞏縣為例，認為已經有了驛館，官方的人員往來住處和酒食供應有保障，再保留官營的酒樓和邸店各一處沒有必要。如果把這個市場完全放給民間，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這封書信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不相信這是王安石提出來的意見。在印象中可不是這樣，王安石變法是把民間的工商業全部收歸官有，走得比自己更遠。

中國歷史與歐洲有著完全不同的軌跡，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經濟中不管是農業還是工商業，官方都占有巨大份額。宋朝是一個頂峰，王安石變法直接把工業、商業和金融業幾乎全部收歸官有。同時在鄉村推行保甲法，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鑒他前世新中國剛建國時的做法，在這個時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實際上已經做過了。那次變法的問題，是把經濟權力收上來之後，沒有用這些錢發展社會生產，而只是讓國家掌握了經濟命脈。龐大的改革，真正與發展有關的，只有農田水利法等了了幾項措施。生產發展不了，改革必然被舊黨反對，這種反對有社會基礎。

如果徐平記得他前世整套的工業技術，完全可以提前幾十年做王安石變法的事。農村分田之後實行保甲法，利用工農業剪刀差，最快的速度發展工業。到徐平年邁的時候，說不定就可以開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極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發展中國本土的收益。那樣的結果，就是在中國建了個地上神國，其他地方全是原料產地。把經濟的大部分收歸官有，在這個時代，並沒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當文明大潮沖擊全世界的時候，會讓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發展進程都是一樣的。蒙古人打下了亞歐大陸的絕大部分土地，當時很有可能，大多數人也認為他們那一套奴隸代理制能夠千秋萬代。實際上只有幾百年，這一切便消失在歷史長河裏。

用封建社會指代一個歷史時期，來分析歷史，應該是大致準確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國這種，從秦朝之後便就告別封建，必然是另一種形態，另一種進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個生產力是相對的，與人的欲望有關，而不是絕對的。歐洲人認為歷史有一個明確終點，是他們一神制文明的慣性，只是他們那樣認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