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聖經（第3/9頁）

在監獄裏，希特勒眼下具備近乎十全十美的條件來完成他給自己制定的任務。卸去了納粹黨領導職務，前來探望的客人數量也減少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以在10月1日——假釋日期到來之前計劃寫完自己的著作。他在腦海裏深入挖掘各種素材，在要塞監獄狹小的囚室空間裏深居簡出，靜心寫作，從廣泛閱讀過的世界史那散漫的知識結構中梳理篩選可用的材料。各種各樣的材料在腦海裏閃現出來。他一路采擇，左右權衡，把那些可以用的“馬塞克石頭”（他喜歡這樣稱說）拼裝起來，自成一體。政治學者芭芭拉·岑普芬尼格認為，希特勒引用了大量的思想資源，具體來源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其中有叔本華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學理論；卡爾·豪斯霍費爾和弗雷德裏希·拉策爾的地緣政治學；亞瑟·德·戈比諾，休斯敦·斯圖亞特·張伯倫以及保羅·德拉加德的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主義理論；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查爾斯·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古斯塔夫·勒龐的群體心理學；當然，還有卡爾·馬克思的理論學說。希特勒也援引了《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等陰謀論學說。他借用了後斯賓格勒時代提出的多種歷史理論，比如反現代主義、反自由主義以及反資本主義理論；涉獵過晦澀神秘的宇宙理論，也吸收了有關“保守革命”的思想。希特勒是一位浮躁的通才，他認為只要將盜取來的思想文化成果重新拼裝組合，新的理論體系就會具有一種內在的統一連貫性，體現出宗教信仰般的強大力量。“他引用過的理論學說幾乎都不是原來的樣子，”岑普芬尼格寫道，“他只是摘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將其安放在他早已制定出的思想框架內。”15

他幾乎從未說明哪種理論學說出自何人之手。如果表明他的思想理論來源，那就會削弱他那種上帝般話語之音的效力。希特勒習慣於在眾人面前以無所不知的語氣發表演講。為何要在書中改變這一點呢？他在《我的奮鬥》中解釋說，只有運用得簡練，“口頭語言的魔力才會發揮到極致”。一個敵人，一個思想，一個解決辦法（希特勒的敵人是猶太人；他的解決辦法就是將他們斬盡殺絕）。16同樣，在一本書中，如果對一個人的思想進行復雜解釋，或者進行比較闡述，只能削弱影響效果，分散讀者的注意力。

盡管希特勒所寫的《我的奮鬥》文筆散漫，時有離題軼事穿插其中，這本書還是為他以後的行動提供了清晰線索。數十年間《我的奮鬥》被戰後評論者斥責為充斥著“矯飾術語”17的大雜燴，“混亂平庸”18之作，對個人生平“膚淺得意的敘述”19之作。的確如此。但是對於那些心甘情願把書中支離破碎的內容進行整合解讀的人來說，希特勒的這本著作所表述的世界觀使後來發生的所有事情均具有特定含義，而且理解起來也容易多了。歷史學家艾伯哈德·雅克爾寫道：“在歷史上很少有統治者在執掌大權以前能像希特勒那樣，把自己在執掌大權以後要做的事情非常準確地以書面文字的形式描述下來。”20在四個月的時間裏，希特勒利用四年來的演講內容，以及在法庭審判時他本人所做的冗長發言陳述，終於提出了一種政治信條的大部分內容，而且至少擁有一定的結構框架和邏輯性。這種政治信條在多大程度上導致後來建立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一直是歷史學家們熱烈爭論的話題。

希特勒的思想文化出發點具有預言啟示論性質。他認為，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國面臨著衰敗局面。1918年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發表成名作《西方的沒落》，此書立刻成為暢銷書，影響很大。在深受《西方的沒落》書中悲觀論點影響的社會氛圍中，希特勒打出了“文化絕望政治”這張牌。歷史學家弗裏茨·施泰恩把當時流行的社會情緒描述為“文化絕望”。作家亞瑟·莫勒·凡·登布魯克提出，德國應在東方共產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之間選擇一條“特殊道路”。他為這條特殊道路發明了一個新名稱：第三帝國。在他的建議影響下，當時那種動蕩不定的政治環境為希特勒拋出的虛張聲勢的社會預言和拯救方略提供了理想的社會條件。施泰恩寫道，他提出應該立刻“從悲觀絕望狀態飛越到烏托邦”。21在希特勒看來，只有采取激進措施才能止住崩潰的頹勢。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搖搖欲墜，整個現行社會秩序受到了可怕戰火中唯一贏家——馬克思主義的威脅。俄國革命表現為一場殘酷的反常運動，仍自稱為是一場世界革命。德國便是其下一個攻擊目標。列寧和托洛斯基公開將德國稱為未來的勝利戰果。托洛斯基引用過列寧在1918年說過的這樣一句話：“如果不在德國取得革命勝利，我們注定要遭到失敗。”22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威脅受到布爾什維克的操控；他們是“一群猶太作家和股市竊賊”。23馬克思主義病毒已經通過社會民主黨（最大的政治黨派）和共產黨人（盡管數量少得多，但在全國大選中仍占有10%的選票）感染了德國。敵人已經跨進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