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二次機會（第3/5頁）

監獄裏彌漫著悲傷焦慮的情緒。初秋的雨水和霧氣籠罩著蘭茨貝格監獄，使牢房和過道變得又冷又濕，過堂風時常吹起。此時，戶外散步和園藝活動已經停止。戰友加兄弟的那股吵吵鬧鬧的勁頭不見了。有人提前釋放的希望破滅了。復興納粹黨的神聖使命也無從談起。希特勒手下的那些大多為年輕人的突擊隊員最後不得不面對現實。蘭茨貝格監獄的墻壁和鐵窗根本無法撼動，即使有些人偶爾想搖動一下把他們關在牢房裏的鐵柵欄也無濟於事。“壓抑的憂郁氛圍，令人心煩意亂的厭倦情緒，以及沉悶的無聊感覺向我們襲來，統統壓在獄友的心頭。”卡倫巴赫這樣寫道。

據卡倫巴赫披露，“監獄精神病”當時在四處蔓延。“我們開始感到內心空虛，筋疲力盡。”有些人長時間沉默不語，也有人高聲爭吵，險些動粗鬥毆，直到最後被其他犯人拉開。監獄看守黑姆裏希也提到犯人們“明顯地平靜下來，令人緊張不安”。有位名叫弗羅施的犯人（其名字的意思是“青蛙”，所以他的綽號叫“小青蛙”）行為開始出現異常，表現為夢遊，在浴缸裏像小孩子一樣拍得水花四濺。有人猜測他瘋了。

即使那些狂熱的騎兵也開始對他們所作所為的目的產生了懷疑。許多人從家裏得到了壞消息，因為家中能夠養家糊口的人已被關進了監獄。他們當中有些人名譽受到損害，被視為關進監獄的愚蠢激進分子。有些人的妻子被迫去當女傭人，勉強維持生活。她們連火車票都買不起，無法到蘭茨貝格監獄探望自己的丈夫。希特勒的一些步兵也許同樣有著一位犯人剛剛來到蘭茨貝格監獄時，在字裏行間所表達出的那些感情：“‘希特勒這樣，希特勒那樣’，‘我為大家爭取到了這個’，‘我爭取到了那個’——這就是我成天從這裏的同志們口中聽到的內容。……我受夠了。……那是我最後一次同政治有牽連了。那些在外面成天高呼‘嗨爾！’的人可以用頭撞墻了，與我無關。有一天，我從這裏走出去時，我只關心工作、老婆和家庭。”其他犯人甚至開始對希特勒這位大人物本身表現出疑慮。“我沒有任何懷疑，”在卡倫巴赫講述的往事中有位犯人這樣說道，“可是，嘿，即使是大老板也會犯錯誤，對吧？下一步該怎麽辦？”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前途渺茫，吉兇難測。

即使在赫斯所寫的書信中也不再洋溢著對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不再提及私下裏閱讀書稿的情形。他和希特勒之間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赫斯說他曾和希特勒“鬧得很不開心”。更使情況變得雪上加霜的是，“莫裏斯自然站在主人一邊。雖然W（韋伯）和K（克裏貝爾）不了解情況，但是這也不妨礙他們跳出來為那位‘從業者’辯護（他也許是優秀的建築師和建造者，但是他對技術一竅不通，卻總是因為技術上的緣故當面責備我）。”這些話就赫斯而言，有些尖酸刻薄，因為就在不久前他比任何人都要奉承巴結希特勒，而且後來又成為希特勒在掌管第三帝國方面極受信任的密友。目前尚不清楚使他們二人之間的關系產生裂痕的原因是什麽，但顯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赫斯寫道：“我們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不好。”

希特勒在等待司法機關對他的假釋做出進一步裁定的時候，還面臨著另一件暫時沒有著落的事情：《我的奮鬥》一書的出版情況。到10月16日，希特勒已經寫完書中那篇紀念在1923年11月9日暴動行動中陣亡的16名追隨者的獻辭，並且在上面簽署了自己的姓名。這些陣亡追隨者的姓名全部列出。還有唯一一位不幸身亡的旁觀者，也被希特勒納入“烈士”名單，作為納粹支持者被載入史冊。在獻辭那一頁上署名，意味著希特勒已經寫完他那部約為370頁的書稿。他正在計劃寫第二卷。有一部分書稿已經送到了希特勒的出版商馬克斯·阿曼手裏。但是阿曼卻遇到了麻煩：手裏沒錢。

阿曼後來寫道，“看起來似乎不可能籌集到所需要的資金”去出版那本書。5在惡性通貨膨脹期間，圖書市場已經崩潰，還沒有完全恢復正常。此外，存有政治偏見的出版商，尤其是那些右翼出版商，特別依賴大規模集會來宣傳推銷自己的出版物。發生啤酒館暴動以後，納粹黨以及其他民族主義團體均遭到查禁，大規模集會也不再舉行。出版商尤利烏斯·勒曼寫道：“無數出版公司倒閉，許多報紙紛紛停辦。宣傳民族主義思想的出版物銷聲匿跡，因為可以銷售這種出版物的大規模集會已經不再舉行了。”6

在要塞監獄二樓，唯一一件可用來擺脫秋季抑郁情緒的東西又是由希特勒那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天使——海倫娜·貝希施泰因贈送的。這一回所贈禮物是一架留聲機，還有許多唱片。“先聽了一些輕柔的樂曲，然後又聽了一些使人精神振奮的軍隊進行曲！”赫斯在寄給普羅爾的書信中這樣寫道，“華爾茲舞曲一遍又一遍地響起，仿佛人們在翩翩起舞。一個悅耳的聲音在唱著舒伯特的《你是安寧》和理查德·瓦格納的《痛苦》。如果閉上眼睛，暫時可以忘記身在何處。”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