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中日會談經過（第4/10頁）

中日廿一條簽訂後，日本舉國狂歡，大隈首相入宮向天皇祝賀，日本僑民公然在中國領土上對中國人民舉行侮辱的示威慶賀，北京城內日僑飲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北京內務部命令警察廳加以保護，並派便衣偵探監視日僑居往地區附近的中國居民。5月13日漢口日僑準備舉行提燈慶祝，許多愛國學生激於義憤，欲作示威反對的遊行，以阻止日僑提燈慶祝，全漢口商店停止夜市，閉門熄燈，日本方面竟出動水兵來彈壓，後來還是由中國軍警自行出面制止愛國遊行，日兵才撤回日艦上。事後日本駐北京公使竟以漢口暴動反日為理由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袁政府也鄭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日置益同時向袁政府壓迫，要袁取締各省的排斥日貨運動。6月16日袁下令“重申取締排斥日貨”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劉心源因取締排斥日貨不力，引起日本領事的不滿而被撤換。

袁這時知道全國人民反對如此賣國，但他不敢任由這種反日情緒膨脹，因為一經膨脹，首先是袁本人要倒黴，因此一面下令說：“遇有亂黨借故暴動以及散布傳單，煽惑生事，立即嚴拿懲辦。”一面授意參政院通過《懲治國賊條例》，於6月16日明令公布。這真是出爾反爾的舉動。他在簽署廿一條約前，曾發表聲淚俱下的演說，簽署廿一條後，更發出毋忘國恥的密諭，並且一再表示沉痛異常，情非得已，把自己扮成一個“愛國人物”，卻把賣國的罪名轉嫁到反對他的國民黨身上，以轉移全國人民的視線。根據他的說法，出賣國家的，不是他而是國民黨領袖。他在亂黨之外，又找到國賊這個惡毒字眼來套在國民黨領袖頭上。他這一套是想替自己開脫賣國罪名，並且轉移一般人民認為國民黨只是袁的敵人的感覺。

《懲治國賊條例》中有“取締中國實業家與外國人簽訂條約”的一條，因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於7月8日提出強硬的抗議，袁費了許多唇舌才敷衍過去。

曹汝霖因為是親日派，又實際負責簽訂這個賣國條約，因此便成為眾口指摘的賣國賊。全國各地紛紛電請：“誅賣國賊曹汝霖以謝天下”，嚇得陸徵祥和曹汝霖都通電辭職。陸的通電中有“曹次長誤簽四字，益費躊躇”。曹通電則說：“此案和平了結，一出於大總統之獨斷，一出於各總長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項尤力，經用電話請陸總長向主座請示後，方敢加注容日協商。”關於加注“容日協商”四字，袁說曹未請示而擅自決定，曹則說是請示後而行。其實簽已經簽了，加不加這四字，並無關系。

附錄曹汝霖所撰《我與廿一條》，曹為公認的親日派，被國人目為賣國賊，他所敘述簽的經過當然是為自己做翻案文章，可是因為他是簽約的當事人，所以自然有一部分史實存在——

余就職（外交部次長）之二年，即民國四年一月，我國全國統一，各國正式承認，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國是粗定，即可從事建設。惟歐戰方酣，日本已占領青島。時日本總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對中國有野心之人，忽令駐華公使日置益回國述職，示以方略，議定廿一條覺書，令日置益公使攜之回任。

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請見總統（袁世凱），總統以為回任之儀式訪問，令我同見。豈知日使寒暄後，即說：“本國政府為謀兩國永久親善和平起見，擬有覺書一通，希望貴總統重視兩國關系之切，速令裁決施行。”總統答言：“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風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言已即將日使覺書向桌上一擱，並未展閱。日使辭出後，總統即對我說：“日本覺書留在這裏，容我細閱。”余即回部。

翌晨，總統即召集外長孫寶琦、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及余四人到府。總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是已定，隱懷疑忌，故提此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又說：“容我細閱後再交部。”各人唯唯聽命而散。其時陸子興（徵祥）並未與議（原注：《陸徵祥傳》一書所記與事實不符，且說我與慕韓主張即行承認，不必商議，更屬無稽）。越日總統召我入府，他說：“我已逐條細閱批示，你與子興即照此商議。”

覺書分五項：

第一項、關於旅大南滿鐵路展限問題；

第二項、內蒙古東三省路礦、添置商埠問題；

第三項、日本將來把德國青島租地，仍歸還中國，惟在山東德國取得的權益，及膠濟鐵路等，應由日本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