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何與君王分重輕（十七）（第2/3頁）

“以先王之法考之，又以實驗之。驗之得實，又合先王之法，人情所順，可為‘宜’也。非此，則悖於時。不說讀周官要應時制宜，就是論語亦須如此。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今日可行否？”韓岡反問。

古時天子駕崩，新君要守制三年，這三年裏，百官悉聽命於宰相。這是孔夫子所說。

於今當然是不可行的。這不是出權臣的問題了，而是被篡位的危險了。如今天子服喪，皆以日為月。哪裏會將國政交托給大臣？

“自是不可。”不等蔡卞組織好言辭，韓岡就自問自答，“三代所行良政，於今已不可行。三代之國，國小而民寡，事不繁，訟不多，君王可垂拱而治。皇甫謐《帝王世紀》有載，禹之時，天下人口一千三百五十萬。成王時，天下人口一千三百七十萬。又裂土分疆，甸服不過五百裏，五百裏外封侯，千裏之外，就得撫之綏之。廣南鳥獸居，江左蠻夷地。冀北有狄，雍西有羌。王命難離黃河南北。可見國之小，民之寡。於今四百軍州，疆域萬裏，人口以萬萬計，豈是三代時可比？小國寡民可以清靜無為治之，而今疆土人口遠過之，又如何不當應時制宜？”

“應時制宜，相時所變者，用也。其體當如一。”王安石以體用論回應韓岡，體，是本質，用，是表象，不論時代是否變了，根本和本質的東西是不會變的。他又轉身面對趙頊：“臣奉陛下之命，作三經新義，一道德，變風俗，十余年來，小有成果。然如今風俗雖稍變，道德尤未一。臣雖老邁，不敢辭其責。但各家之說，亦有可取之處。誠不可棄，當擇其善者而用之。”

趙頊的心意，王安石明白了。並不是要壓制韓岡，這並不是聰明的做法，而是將他納入體系之中。在重釋經典的無窮多的爭議中，將他的精力消耗殆盡，不再為患。

王安石方才確定了韓岡態度，不再有何猶豫，先配合把韓岡弄過來編書。《三經新義》不可更動，但五經之中還有《易》和《春秋》未解，慢慢跟他爭好了。

新法難以撼動，新學又在國子監中成為欽定的教科書，想要改變這一切，根本不可能。王安石也不會像變法之初時那般，有不合己意的論調立刻加以攻擊，要除之而後快。十幾年的時間沉澱，已經給了他足夠的自信。就是總能別出機杼的女婿，王安石也有信心讓他心力耗盡。畢竟在五經之中，《易》和《春秋》是公認的麻煩。

“敢問平章，何者為善？”韓岡轉身面對王安石，“孔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治事當誠於實，論學、治學亦當以實驗之。如若不實，不可稱善。”

“樞密之實，可是道理之實？”蔡卞鬥志滿滿，又率先反問，“樞密舊年曾經講過以‘旁藝近大道’，如今再看，卻將旁藝作大道。”

韓岡所倡導的學術，很難被經義所約束，實際上也完全跟經義掛不了鉤。蔡卞毫不客氣地指出了這一點，還把韓岡當年學業尚未有成時的話，當面丟了出來。這也不算是秘密，當年知道的人就不少，現在也早傳開了。

“傅說，版築之徒。為殷高相，國大治。其何以治國？技近乎道也。觸類而旁通，舉一而反三，於版築間，治國之術已明。”

蔡卞冷笑了一聲：“看來樞密覺得不需要讀書了？”

“臯、夔、稷、契之時又有何書可讀？”韓岡看了對面王安石一眼。

王安石臉色黑了三分，韓岡是戳他的軟肋。

當年王安石初入政事堂，與同列宰輔爭論變法，曾“公輩坐不讀書耳”，當時同為參政的趙抃反駁道：“君言失矣，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堵得王安石一時沒話說——堯舜和他們的臣子所在的時代，當然是不會有儒門經典，也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已。

不過韓岡緊接著又對蔡卞道，“聖人之所以為聖，就是因為聖人留下了《詩》、《書》、《禮》、《易》、《春秋》，使後人有書可讀，貫通之後可明道理。自此世人有了通衢大道可走，不必辛辛苦苦從頭自悟。只是當有了經典之後，卻讓世人少了應用。讀書人性情、智識、閱歷迥然有異。對經典的理解也各不相同，這就是傳注多歧的緣故。若想明辨其對錯是非，就只能再以實驗之。‘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不能惑於傳注，惟誠於實。”

兩句孟子的話，也正是韓岡拿來做幌子的依仗。

“民胞物與，何如墨翟之言，不知父母所親何在？”說話的是排在後面的陸佃，也是王安石的弟子，同在館閣中，韓岡方才沒有注意到他。

張載的愛必兼愛被說成是墨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每次反駁起來都很費口舌，“大君，宗子也，大臣，家相也；‘長其長；幼其幼’。由近而遠。有親疏之別，上下之序，禮也。墨家兼愛，視父母路人如一，悖於常性，非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