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匯集

瑪麗姬和卡特琳·格拉西莫夫總是受到她們作為一個政治局委員的直系家屬應受的那種待遇。一輛克格勃轎車把她們從庫圖佐夫斯基大街上他們那套有人守衛的八室公寓送到伏努科沃機場，這機場主要用於國內航班，在那兒她們等在為特權人物準備的候機廳裏。它配備的服務人員似乎比任何一個時候用這個設施的人還要多，這一上午，所有的其他人員都各不相擾。一個服務員接過她們的帽子和大衣，而另一個陪她們走到一張長沙發前，在那兒第三個來問她們是否要什麽吃的或喝的。兩人都僅僅點了咖啡，不要別的。候機廳工作人員以羨慕的眼光盯著她們的衣物。衣帽間的服務員用她的手撫摸著她們的裘皮衣物絲一樣的質地，突然想起她的祖先可能是以跟她現在對這兩位所感覺到的同樣程度的羨慕之情來看待沙皇貴族的。她們豪華而孤立地坐在那兒，一邊啜著她們的咖啡，一邊透過板玻璃窗盯著外面停放著的客機，只有她們的警衛員遙遠地陪伴著她們。

瑪麗姬·伊萬諾芙娜·格拉西莫娃實際上不是愛沙尼亞人，雖然五十年前她出生在那兒。她的家庭完全是由俄羅斯族人組成的，既然這個波羅的海邊的小國家在沙皇統治時就一直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僅僅後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才經歷了一次短暫的“解放”——那些搗亂分子是這樣叫的，在這段時間，愛沙尼亞民族主義者並沒有讓俄羅斯族人過太寬心愉快的生活。她對塔林最早的童年時期的記憶並不都是那麽愉快，但跟所有的孩子一樣，她交了些一生受惠的摯友。他們甚至接受了她同一個年青黨務人員的婚姻，而他，出乎每個人——特別是她的意料——上升到指揮那最招憎恨的蘇聯政府機關。更糟的是，他靠鎮壓持不同政見者及其組織而發跡。她童年時的友誼能承受這個事實是她智慧的見證。五六個人因她的調解被饒恕了在勞改營的徒刑，或者是從一個嚴密的看守地轉送到一個較松散的地方。因為她的影響，她朋友的孩子們上了大學。那些兒時奚落過她的俄羅斯名字的人境遇卻沒這麽好，雖然她也幫了點他們中的一個，足夠顯得寬宏大度了。這樣的行為足夠能保持她在小小的塔林城郊的那一部分家產，盡管她老早就移居莫斯科。她的丈夫只有一次陪她回她童年的家鄉這事實也管用。她不是一個邪惡的人，而僅僅是一個施用替人蒙難助慈悲心的人，就象另一個時代中一個公主可能做的那樣，隨心所欲但極少心懷惡意。她的臉上有那種符合這種形象的皇家般泰然自若的表情。二十五年前就是美麗的追求對象，她現在仍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如果說有點更加嚴肅的話，作為她丈夫的官方身份的一個輔助部分，她不得不在這場遊戲中扮演她的角色——當然不象一個西方政治家的妻子那樣，但她的所作所為必須合乎體統。這種習慣使她現在處於很好的地位。那些關注她的人絕對沒有可能猜透她的思想。

她不知出了什麽事，只知道事情極其嚴重。她的丈夫告訴她在一特定的時間到一特定的地點，不要問他任何問題，而只要許諾她將準確地按他說的辦，不管後果如何。這個命令，在他們的廚房的水龍頭大開時用一種輕聲的、毫無感情的單一聲調講給她的，是自從一九四一年德國坦克隨隨地闖入塔林以來她所聽到的最嚇人的聲音。不過德國占領期留下的一項遺產是她知道生存是多麽的重要。

她的女兒一點兒也不知道她們在幹什麽。不能仰仗她的反應。卡特琳不象她母親，在她的一生中從來不知什麽是危險，僅僅遇到過罕見的不便之時。他們唯一的孩子正在莫斯科國立大學讀一年級，她在那兒攻讀經濟學專業，跟一群類似重要人物的類似重要的孩子們來往，所有的父母至少都是部長級。她已經是一個黨員——十八歲是可批準加入的最小年齡——她也扮演著她的角色。前一年秋天她同一些同學一起下鄉，幫助收割小麥，主要是為了一幅刊登在《共青團真理報》第二版上的照片。並不是她喜歡這事，但是莫斯科的新規定“鼓勵”有權人物的孩子至少看起來在做他們應承擔的那份工作。這還可能更糟。她經歷這事回來時有了一個新的男朋友，而她的母親不知他們是否親熱過，或者那青年被警衛員和得知她的父親是誰而嚇住了？或者他把她看成進克格勃的一個機會？或者他是一個屬於新一代對任何事情毫不關心的人？她的女兒就是這種人。黨是你加入來保障你的地位的，而她父親的職位為她尋找一個舒適的工作提供了捷徑。她沉默寡言，坐在她母親身旁，讀著一本現在蘇聯銷售的西德時裝雜志，決定著她想穿哪種新式西方時裝去上學。她還得學，她的母親想到，記起十八歲時世界是一個地平線時遠時近的地方，全看一個人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