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石掀起千層浪

閻錫山有心反蔣不假，但就算是反蔣，在他眼中也是一樁生意。當然這是一樁投資特別巨大，風險也特別巨大的生意，弄得好，可能盆滿缽滿；弄得不好，也可能血本無歸，傾家蕩產，所以閻錫山時時都要權衡其中的損益利弊。像唐生智那樣，毫無擁戴他的表示，完全是一副自己要做首領的做派，那就別說投資了，根本連聲援的價值都沒有。

馮玉祥這邊，離談攏也總差那麽幾步。當時在建安村與太原城之間奔走，極力鼓吹馮、閻聯合倒蔣的，主要是李書城和王鴻一。李書城在唐生智倒蔣失敗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馮、閻身上。王鴻一乃山東名士，平生喜談王霸之術，講起類似話題也是滔滔不絕，如數家珍。二人為馮、閻設計的願景是，閻錫山主政，馮玉祥主軍，汪精衛主黨，在北平另組新政府，最後消滅蔣政權。

應該說，閻錫山對這一框架基本還是認可的，但他卻舍不得放棄馮玉祥這一籌碼。因為他認為如果把馮玉祥放在身邊，至少可進行操縱，若縱虎歸山，以後就難以控制了，特別是不能保證西北軍不借機進行報復。

閻錫山不放馮玉祥，聯手就無從談起。被軟禁中的馮玉祥對此又氣又恨，但他知道現在還不到真正跟閻錫山翻臉的時候，只有先把閻拉下水，自己才有出路。至於和閻的這筆賬，以後再算不遲——打倒了蔣，回過頭再來收拾閻，就要容易多了。

為了把閻錫山拉下水，馮玉祥想到了要用一個人，定一條計。

仇則不共戴天

馮玉祥想到的這個人就是鹿鐘麟。

馮玉祥向來愛戰將而不重戰將，但他對所謂儒將則是既愛又重。西北軍中有兩個公認的“儒將”，一個是宋哲元；另一個就是鹿鐘麟。宋哲元在用人行事方面也都是亦步亦趨地模仿馮玉祥，所以很得馮玉祥的歡心，可惜他自己運氣不好，在蔣馮戰爭中因與孫良誠不和，打了敗仗，幾乎把陜西都丟掉了。

宋哲元沒法再用了，得用鹿鐘麟。鹿鐘麟長相忠厚老實，然而城府極深，為人處世“外方而內圓”。內圓，其實就是上面讓做什麽就做什麽，“侍堯則吠桀，侍桀則吠堯”。外方，上面不能做的，他也能做，而且還可以為上面遮掩。

在模仿馮玉祥方面，鹿鐘麟比宋哲元更勝一籌，幾乎能做到天衣無縫，其偽善與矯揉造作的功夫，“與馮煥章（馮玉祥）先生如出一轍”。

你可以就此說鹿鐘麟“無男兒骨格”。可是馮玉祥要的恰恰就是這種幕僚，因為只有這樣，才不怕他趁機坐大，同時對自己的所有決策也能做到無條件絕對服從。至於什麽眼光啦，點子啦，個性啦，都在其次。

馮玉祥對鹿鐘麟的欣賞認可程度，甚至超過了石敬亭等西北軍中公認的有識之士。韓、石叛逃後，他對身邊的很多謀士、部將，包括石敬亭都失去了信任，唯有鹿鐘麟始終被他引為身邊最理想的羽翼人才。

馮玉祥這樣的用人方式，也常常被外界拿來津津樂道。有人用嘲諷的語氣評論說，馮玉祥有識人之能，故“能用鹿伯瑞（鹿鐘麟字伯瑞）為其爪牙，補其不足”。

鹿鐘麟在蔣馮戰爭剛剛爆發時就已經“離職潛逃”，去了天津租界。乘發生蔣唐戰爭，蔣介石、閻錫山的注意力轉移之機，馮玉祥密召鹿鐘麟來建安村面談。

鹿鐘麟得信後，立即化裝由天津至太原再轉往建安謁馮。馮玉祥親筆在一本《三國演義》上用米湯書寫了手諭，下令免去宋哲元所兼的代理總司令，讓鹿鐘麟接替，同時授以遠交近攻之計，告訴他們：“你們一定要設法對付閻，能夠聯合韓復榘、石友三一同動作更好，千萬勿以我為念，而且只有你們這樣做，我才能夠有辦法。”

馮玉祥已經想清楚了，只有把閻錫山逼到絕路，才能徹底改變這個生意人的立場和態度，就算閻錫山仍然執迷不悟，那要是假勸真唱，拿下山西，也是大賺了一筆。為此，他將不惜與他曾經無比痛恨的蔣介石、韓復榘、石友三建立暫時的戰略聯盟。

鹿鐘麟奉命回陜後，按照馮玉祥的手諭提出新口號：“擁護中央，開發西北。”隨即，他就派代表密赴南京拜見何應欽。代表出發時對聯蔣反閻還有些心理障礙，鹿鐘麟對這位代表說：“蔣介石是我們的敵人，閻錫山是我們歷史上的仇人。敵可化為友，仇則不共戴天。”

出於分化西北軍內部的一貫目標，何應欽一見鹿鐘麟所派代表，馬上便對鹿表示好感，希望他掌好西北軍的舵，不要上馮玉祥的當。

從馮玉祥被誑至山西開始，太原就成了倒蔣派活動的中心，各地代表來往之密集，已經到了賓館都住不下的地步。南京政府看在眼裏，對閻錫山這種腳踏兩只船的做法極度反感和警惕。現在鹿鐘麟表示願意聯合起來共同倒閻，何應欽很是贊成，他承諾說：“只要西北軍表明打閻的態度，馬上可以獲得中央的接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