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第6/7頁）

所以，在批判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侖這類人物的錯誤時，不是說批判者不會犯類似的錯誤，他們甚至會承認，如果自己身處偉人的處境時，可能會犯更大的錯誤。他作出批判，只是說他根據事物的聯系發現了這些錯誤，並指出這些偉大的統帥原本可以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察覺這些錯誤。

這就是參照結果進行的判斷，也就是根據事物的聯系進行的判斷。然而，如果只簡單地拿結果來證明某些措施的對錯，那麽結果所起的作用將是負面的。這種判斷，我們可以稱為根據結果進行的判斷。

從表面上看，這種判斷似乎沒有任何價值，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如同拿破侖於1807年弗裏德蘭會戰後迫使亞歷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奧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會戰後迫使弗蘭茨皇帝媾和一樣。1812年拿破侖揮師莫斯科時，一切完全取決於他是否能夠延續以往的勝利占領莫斯科以促使亞歷山大皇帝媾和。

如果拿破侖不能迫使亞歷山大媾和，那麽他除了撤兵別無他法，這樣他就遭到了戰略上的失敗。我們不談拿破侖為了抵達莫斯科做了什麽，他是否錯過了許多足以讓亞歷山大下決心媾和的機會；我們也不談拿破侖在撤退時是怎樣狼狽不堪的。但是問題依舊存在，因為就算拿破侖在進軍莫斯科的過程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他依舊不能迫使亞歷山大媾和。雖然在撤退時他的損失並不慘重，但莫斯科的軍事行動也是戰略上的大失敗。

倘若雙方於1812年簽訂了合約，那麽這場戰爭就能跟奧斯特利茨、弗裏德蘭和瓦格拉木會戰相提並論了。然而，如果這些會戰沒有取得簽訂和約的結果，那麽拿破侖可能會遭遇1812年的慘敗。所以，不管他多麽努力，多麽聰明，多麽機智，但決定戰爭的命運問題依然如故。

難道人們依據1812年戰局的失敗，就能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戰局，或者認為這幾次會戰都是愚蠢之舉，其勝利不是理所當然的？難道人們就因此認為1812年的結果是戰略上理所當然的，是沒得到幸運眷顧？這種看法非常勉強，這種判斷非常武斷，可能有一半的論述是毫無依據的。因為順著事件之間的必然聯系，無人能看到戰敗的拿破侖的決心。

但是，我們不能說，1812年的戰局應該跟前幾次會戰一樣，取得豐碩的成果，之所以未能獲得這種結果是由某種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我們不能將亞歷山大的頑強抵抗當成不合理的原因。

較為妥當的說法是，拿破侖在1805、1807和1809年對敵人的判斷是正確的，而在1812年對敵人的判斷是錯誤的。在1812年之前，他都做對了，但是1812年，他做錯了。我們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結果這樣明確無誤地告訴了我們。

我們說過，戰爭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結果，而並非肯定的結果。那些無法肯定獲得的東西，就只能依靠幸運或者命運（不管把它叫作什麽）去獲得。人們自然可以不依靠幸運，但是這只能針對某一具體場合，在具體場合，盡量不依靠命運或幸運，但這並不是說不確定性最少的場合總是最好的。倘若非要這麽說，那就跟我們的理論觀點相抵觸了。在一些場合，最大的冒險反而表現了最大的智慧。

在只能依靠命運的情況下，當事人似乎既無功勞，又不用擔負責任。盡管如此，在我們看到他的願望實現時，就難以抑制內心的興奮；當他的願望落空時，又會倍感失落。我們以結果出發得出的對當事人正確與否的判斷，正是我們這樣一種感覺的表現。

不能否認，這種現象是由於有著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似乎依靠幸運獲得的結果和當事人的天才之間有一種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聯系，而我們也非常樂意設想這種相互之間的聯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著。

一個當事人經常獲勝或者戰敗，我們就會對他的感覺逐漸加深進而變為固定，這就為上述觀點提供了佐證。從此我們也能發現，為什麽幸運在戰爭中往往要比在賭博中高貴得多。對幸運的統帥，只要他們沒有在別的方面影響我們對他的好感，那麽我們會樂意考察他的事跡。

因此，在批判時，我們憑借智力分析、推測和論證一切後，如果那些深藏於事物之中的神秘聯系依舊沒能通過表露的現象表現出來，就只能依靠結果來說明。

對此，批判者一方面要維護這種根據結果進行的判斷，不讓它遭遇粗暴意見的非難；另一方面則應把握好度，不要濫用這樣的判斷。

人的智力無法確定的東西只能根據結果來規劃，並往往采用這種判斷來確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依靠智力難以作出靠譜的判斷；二是因為它們和人的意志的關系較為密切，容易影響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