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戰爭的內在聯系（第5/7頁）
我們在前面說過，戰爭具備這種有限的、規模較小的形態的原因在於它所依靠的基礎窄小。像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與腓特烈大帝這樣卓越的統帥和國王，統率著驍勇善戰的部隊卻不得不滿足於取得普通的戰果，都是由於歐洲存在著政治均勢所造成的。
以往的歐洲存在著諸多小國，它們之間彼此相互聯系，距離近，接觸多，並存在著親戚關系和個人友誼，這一切都是可以阻止個別國家迅速強大起來的因素。
現在，國家變大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變遠了，這一點便轉由各國外交事務的更大發展來實現了。政治利害關系、引力和斥力已經形成了一個極為微妙的體系，以至於如果沒有所有國家的政府參與，歐洲戰場將一片寂靜。
所以，新時代的偉大統帥和國王，除了手持一把利劍外，還得拿起一支好筆。但就算是這樣，他在征服別國方面依舊難有大的進展。
在17世紀，盡管路易十四企圖破壞歐洲的均勢局面，並無需擔心對他的普遍的敵對情緒，但是他采取戰爭的方式依舊是傳統的方式。這是因為，雖然他的軍隊是歐洲最強大、最富有的軍隊，但從其性質上說，它跟其他王國的軍隊沒有區別。
在韃靼人時代、共和國時代，甚至於在中世紀，對敵國進行掠奪和破壞這種戰爭方式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不過，在現在，它已經與時代精神脫節。人們完全有理由將它當成是無益的和野蠻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極易遭到報復，而且它所打擊的是敵國的民眾，而非帝國政府。所以，它並不起作用，它只會造成民族的文化水平永遠處於落後狀態。
所以，從戰爭的手段和其目標上看，戰爭都越來越局限於軍隊本身。軍隊及其要塞和陣地變成了國中國，而戰爭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對此，整個歐洲手舞足蹈，並認為這是智力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
雖然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但是對各國人民來說，這種變化卻發揮著良好的作用。不過，我們不能否認，這種變化讓戰爭更加成為政府的事情，而與民眾則越來越疏遠。
在這個時期，進攻方的戰爭計劃往往局限於攻占敵國的某個地區，防禦方的戰爭計劃則通常是阻止進攻方達到這樣的目的。具體到戰爭中，各個戰局計劃基本上是圍繞攻占敵人的某個要塞，或者是阻止敵人攻占某個要塞展開。至於會戰，只有雙方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認為會戰無法避免，他們才會尋求會戰。
如果說會戰並非不可避免，只不過是因為統帥求勝心切而作出會戰的決定，那麽他將背負“魯莽的統帥”的罵名。一般情況下，一次戰局只有一次圍攻，最多兩次圍攻，而冬營則是必然的休戰時期。
在冬營期間，一方的不利狀態絕不會成為另一方的有利條件，因為雙方幾乎沒有接觸的時候。因此，冬營也被當成一次戰局與另一次戰局之間明顯的界限。
倘若雙方力量勢均力敵，或者進攻方力量較弱，那麽會戰和圍攻幾乎不會發生，一次戰局的全部活動將局限於保持某幾個陣地與倉庫，或者步步為營地蠶食敵人的某些地區。
如果戰爭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那麽人們便會認為，這一切都是正常的狀態。
由於從18世紀開始的對軍事藝術的研究只停留在戰爭的個別問題的層面上，不太重視戰爭的開始和結局，便出現了這樣那樣關於偉大和完美統帥的說法。以道恩為例，雖然他的主要戰績是讓腓特烈大帝完全達到了目的，而使瑪麗亞·特利莎的願望落空，但是他也似乎應當成為偉大的統帥。
事實上，在當時只偶爾出現較為精辟、客觀的說法，即如果擁有優勢兵力就必須爭取某種積極的成果，否則，不管玩弄何種技巧都不能打勝仗。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的情況就是如此。普魯士和奧地利企圖用它們的外交式的軍事藝術進行戰爭。不過，沒多久，這種軍事藝術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在當時，人們將希望寄托在為數不多的軍隊上，可是1793年的戰爭出現了新情況，即戰爭成為人民的事情，變成以國民自居的3000萬人的事情。
對此，我們並不準備研究產生這種偉大現象的詳細情況，而只想談談具有決定意義的結論。
由於人民群眾的參與，戰爭便不再取決於政府和軍隊，而是取決於全體人民以及其固有的力量。這個時候，可以使用的手段和所能夠做出的努力不再受到限制，用來戰爭的力量也不再遭遇阻力。所以，對敵人來說，危險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