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治與戰爭的關系（第4/4頁）

如果要讓戰爭和政治意圖完全一致，讓政治完全和戰爭手段相適應，如果說沒有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的統帥，那麽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做到：讓最高統帥成為內閣的成員之一，以便內閣能夠隨時參與統帥的主要活動。

但是，實際上這種情況很少出現，它只會當內閣在戰場附近且無需花費很多時間便能決定各種事情時才有可能出現。1809年奧地利皇帝這樣做了，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聯盟的各國君主這樣做了。事實證明，這種做法頗有效果。

在內閣中，除了最高統帥的影響可能對局勢有好處外，其他軍人的影響會導致危險的出現，這種影響幾乎不能導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動。法國的卡諾於1793年、1794年和1795年從巴黎指揮作戰的例子在這裏並不適用，因為只有革命政府才會執行恐怖政策。

現在我們想以歷史的考察來結束本章。

18世紀90年代，歐洲的軍事藝術出現了一種驚人的變革。因為這種變革的出現，許多優秀的軍隊戰術成為歷史，同時，人們從戰爭中獲得了一些過去無法想象的規模巨大的成就。於是，人們似乎將這一切錯誤的計算都算在了軍事藝術的頭上。

很明顯，在過去，人們始終將軍事藝術局限在概念的小圈子裏。現在，超出這個圈子卻又符合事物性質的可能性讓它感到意外而手足無措。

有些人將這種現象歸咎於數個世紀以來政治對軍事藝術所產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響，這種影響讓軍事藝術變成一種很不徹底的東西，常常變成一種十足的耍花招的藝術。事實也是如此。不過，如果只將這種情況當成偶然發生的和可避免的，那也是錯誤的。

有些人認為，這一切都可以從奧地利、普魯士、英國等個別國家的政治所引起的暫時的影響中得到解釋。不過，人們感到手足無措的原因真的是在軍事範圍內而不在政治本身嗎？這種不幸到底是在政治對戰爭的影響中產生，還是在錯誤的政治中產生？我們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子作進一步說明。

法國革命之所以對外產生了巨大影響，與其說是由於作戰手段新穎和新觀點引起的，倒不如說是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國策和內政、政府的特點與人民的狀況等引起的。

其他國家不能夠正確地認識這點，以至於它們企圖用過去常用的手段跟新的壓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這都是政治的錯。

如果人們單純地從軍事的觀點來看待戰爭，是否能夠認識和改正上述錯誤呢？如果真的有一位有哲學頭腦的戰略家，他能僅僅依據敵對因素的性質就推論出一切結果，並意圖根據這一切結果來推斷未來，那麽他的做法是不會有任何結果可言的。

事實上，只有在政治能夠正確判斷法國的覺醒力量和歐洲政治中新產生的關系時，政治才有可能預測到戰爭的具體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是如何的。此外，只有這樣，它才能確定必須使用的方法的範圍和選擇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徑。

所以，我們可以說，法國革命獲得了20年的勝利，主要原因是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各國政府在政治上犯錯誤的結果。

當然，遺憾的是，這些錯誤是在戰爭期間才暴露出來，並在戰爭中出現了跟政府所預定的目標相背道而馳的現象。不過，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政治當局沒有咨詢軍事當局。

事實上，政治家當時所信賴的軍事藝術不過是他那個世界的軍事藝術，它從屬於正式的軍事藝術，是政治始終將它當成非常熟悉的工具來使用的軍事藝術。我們認為像這樣的軍事藝術，自然同政治有同樣的錯誤，它是不能夠糾正政治的錯誤的。

的確，戰爭本身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以至於它更趨向於絕對形態。不過，這些變化並不是因法國政府已經擺脫了政治的束縛而產生的，而是法國大革命引發法國和全歐洲的政治變革而產生的。

發生過劇變的政治對軍事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力量，因而使戰爭產生了在其他的情況下不可想象的威力。

所以，就連軍事藝術的實際變革也是政治改變的結果，這些變革不但遠遠無法證明二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非常有力地證明了二者是緊密結合的。

我們再強調一遍：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一定是用政治的尺度來詳加考察的。所以，戰爭就其主要方面來說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裏以劍代筆，但卻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去進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