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

第一章 從中國歷史上解釋

國家士氣消沉到如此地位，要不指出真正一條路線，一件法寶，誰還能取得一種自信力，唯心耶？東方文化耶？禪家的心性，宋儒的理氣，移植於東鄰，以養成所謂武士道，而出產地之中國則無役不失敗。唯物耶？西方文化耶？瓦德[1]之機器，愛迪生之電氣，在他人以之殖國富，揚國威，以建設所謂資本主義，五十年前之日本亦一半殖民地耳，而較日本輸入西洋文化更早之中國，則農村宣告破產，工廠要求救濟。人之無良，百藥罔效耶？果爾則華族一名詞，早應消滅於數百年以前，而何以時至今日，猶有此一大群眾生息於大陸？我們且檢討過去，找出華族的真實本領是什麽？

我於民族之興衰，自世界有史以來以迄今日，發現一根本原則，曰“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生活與戰鬥本是一件東西從兩方面看，但依經濟及戰鬥的狀態之演進，時時有分離之趨勢。希臘羅馬雖在歐洲取得文化先進美名，但今日繼承希臘羅馬文化的卻並不是當年的希臘人羅馬人，具有偉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總原因，就是生活工具與戰鬥工具的不一致。

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覺的成功者，有史以來只有二種，一為蒙古人的馬；一為歐洲人的船。因覓水草就利用馬，因為營商業就運用船，馬與船就是吃飯家夥，同時可就是打仗的家夥，因此就兩度征服世界。有費盡心血用人為制度而成功者，也有兩種，一為歐戰時才發明，十年來才實行，西人的國家動員；一為中國三千年前已經實施的井田封建，他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

封建不是部落割據（近人指割據部落思想為封建思想者，系用名詞的誤謬），是打破部落割據的一種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經濟）戰鬥（國防）一致的建設，井田不是講均產（在當時也不是一件奇事），是一種又可種田吃飯又可出兵打仗（在當時就是全國總動員）的國防制度。懂得這個道理的創制者是周公——繼承者是管仲（《左傳》，“齊之境內，盡東其畝”，就可證明田制與軍制國防之關系）——最後成功的是商鞅，井田制到商鞅已是八百多年，一定是同現在的魚鱗冊一樣，所以開阡陌正是恢復井田。這是我發見出來的華族的真本領，諸公若能系統的敘述出來，使青年感覺到我華族固有的本領之偉大，從前可以統一亞洲大陸，將來何嘗不可以統一世界，或許於現代消沉的士氣有點補救？

但是要實行此種一出兩便的制度，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實際與理論絕對的一致之人才，《左傳》到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範戰史，他敘述城濮之戰時說，“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曰郤氏可，說禮樂而敦詩書。”像現在的想象，禮樂詩書到底是不是做元帥的唯一條件？其實當時的一群貴族，沒有一個沒有部屬的，也沒有一個不會打仗的，從這許多武士中間，尋出一位說禮樂敦詩書的人來當元帥，這自然是正當。因為那時貴族的教育，是禮、樂、射、禦、書、數。件件都是人生實用的東西。

陶希聖先生在遊俠研究裏，指出了兩種不同的團體，我見了歡喜的了不得，這是歷史上的大發明。

而我以為就是這一點是三千年來民族衰敗的致命傷，項羽的士族團體既失敗，而韓信死，張良逃，蕭何辱，自此以後活動分子與智識分子不絕的暗鬥（莽操之篡與歷代的文字獄），智識分子之內又每形成兩派自相殘殺（歷代的黨爭），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細胞，始終在暗鬥的狀態下，因此養成了智識階級的兩件不可救藥的痼疾，一就是不負責任（讀書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二就是不切事實（自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而改為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的六本書，是一大關鍵）。譬如釀酒，酵素壞了，譬如爆藥，電管濕了，舉天下之良法美意無上妙品，一一須經過這一道腐敗幽門，而後能入於中國社會，百藥罔效之總因，豈非在此？

歷史上也曾發見幾次沉痛的呼聲，如清初顧亭林之提倡樸學，就是對於不切事實的反抗，但這種運動因為活動分子與智識分子暗鬥之結果，事實派的顏元、李剛主終歸失敗，而一變成為考據，考據派的精神果然是科學的，但實際上還是幾句死話。太平天國時代胡文忠的包攬把持，曾文正的《挺經》第一章，就是對於不負責任的反抗，但僅僅能做到一部分的成功，而從暗鬥出身之李鴻章，仍為這不負責任不切事實的大潮流所打倒，以演成今日刻骨傷心的外交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