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第2/2頁）

活動分子即主權階級的性格，就是根本與智識分子相反，他的長處：（1）是肯負責任，但是容易流為武斷。（2）能切事實，但是容易流為投機，武斷則不能集眾人之長，投機則不能定久長之計，這兩件事於近代式國家發展是不相宜的。

智識分子道德上也有他的特長：（1）他能自持廉潔；（2）能愛護後進。惟其自持廉潔，對於物質的欲望較淡，精神上有自己娛樂之處，所以當君國危難的時候，犧牲區區生命，不算一回事。歷代殉國諸人的真精神，我以為根據於此而來的。唯其愛護後進，故傳授學徒，著書立說，使幾千年的歷史有繼續不斷的成績。王夫之、顧亭林於國亡家破之後，猶拼命著書，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養成了華族悠長的氣概。

漢高祖自己說，“我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這是三千年歷史上成敗之標準，就是主權階級（即活動分子）與智識分子合作，則其事業成，不合作則其事業敗，所以中國治世時代，必以聖君賢相並稱，乃至做壞事也必須土豪劣紳互相勾結，這中間出身於智識階級，而肯負責任能切事實的人，只有諸葛亮、王安石、張江陵（張居正）、曾國藩諸人，在三千年中占極少數。

秦漢以後，政權武力智識分裂了（從前集中於貴族階級），所以政治上有不斷的競爭，而華族就漸趨於衰弱，但是我華族在這種壓迫之下（竭力奮鬥繼續了三千年），還做一件驚人的大事，就是對於物的工作，就其奮鬥的精神言，似乎蒸汽機關的發明，未必算這麽一回大事，從造紙、印刷、陶瓷、漆、建築、雕刻，乃至水車、機織，件件有獨到的發明，不過為智識階級所瞧不起，故不能有文字的記載，而學術的積聚性不能發揚罷了。

近五十年來，社會受環境之影響，發生了大變化，但其政治的演進可以分作幾步說，第一步是智識與武力的合作（一丶智識分子投身為軍人，二、軍人入學取得智識，三、社會中智識分子與活動分子的合作）。這中間的聚散成敗，有事實的證明，不必詳述；第二步，當然是政權、武力、智識的一致，但應當切實注意者，就是智識分子還是不能切實地統制物質，所以民族的生活上根本發生了問題，而其所以不能統制物質的原因，也仍是因不負責任不切事實的兩大弱點而來。

從顧顏的樸學精神，曾胡的負責態度，或許可以在酵素電管中，加入一點新生命罷。但是新式的社會，更有一樣要素名曰“組織”的，這組織兩字的意義，就是說一件事，不是一個人、一個機關負責任，而是各最小單位（個人）各負各的特別責任，而運用上得到一種互助的成功，這就是新經濟的要點，也就是國防的元素。我們還有一句俗話“行行生意出狀元”，這是中產階級的反抗呼聲，也就是將來物質建設的基礎。我們現在可以說有強兵而國不富者矣，未有富國而兵不強者也。

說一句牢騷的話，商店的學生，工匠的藝徒，要是夜間能讀上一點鐘的書（就是在實際的事物中過生活的人而能攫取知識），恐怕倒可以負起復興民族的責任，而每天坐汽車包車，在中大學上六時以上的功課的，恐怕將來只能做學理上的教授罷了。

[1] 即瓦特——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