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第2/2頁）

德軍的軍法條例不太清楚，不過，看看他們的宣誓誓詞，與美軍的宣誓有著根本的區別。美軍的誓言是“捍衛憲法”，而德軍則是向“德意志帝國和人民的領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從這個差異上，我們大致能看出兩支軍隊性質上的不同。

《雪白血紅》一書中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情節。科朔雷克和他的戰友們住在俄國的一個村莊裏，與房東的女兒卡佳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卡佳甚至與一位德軍士兵產生了朦朧的感情。這該如何理解？從人性的角度說，這種情況的發生合情合理。但從“侵略和被侵略，正義與非正義”的宣傳層面看，卡佳似乎可以被列入“俄奸”一類。實際上，她並未做出任何損害國家、民族的壞事，幫著德國侵略者燒燒飯、削削土豆，僅僅是為了生存罷了。對這些老百姓來說，今天來的是侵略者，明天或許又是解放者，他們的命運被反復撥弄，同樣是身不由己，無從選擇。與戰爭中的普通士兵一樣，他們也是被動的參與者和受害者。

歷史學家們認為，對某段歷史的評判，至少要在一百年後。其目的是保持一種“歷史的眼光”。但第二次世界大戰距今天的時間太短，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則更近，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難以得到保證。其實，我們回顧一下歷史上的拔都、忽必烈或是拿破侖，今天的研究和評論幾乎很少涉及他們的侵略、非正義性及其造成的生靈塗炭，甚至多帶有一種對其赫赫武功的贊許，這是不是雙重標準呢？決定歷史評判的，究竟是什麽呢？威廉•夏伊勒認為，“希特勒也許是屬於亞歷山大、凱撒、拿破侖這一傳統的大冒險家兼征服者中最後的一個，第三帝國也許是走上以前法蘭西、羅馬帝國、馬其頓所走過的道路的帝國中最後的一個”，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說可能是合理的，但從近代人的情感上看，這一觀點恐怕難以被接受。著名的歷史學家約翰•托蘭，不也因其“過度的客觀性”而飽受批評嗎？

近代戰爭歷史研究是個太過宏大的課題，涉及到太多的情感和利益關系，客觀與否僅僅是相對的。除了上面所說的，再舉兩個小例子，一是德國入侵波蘭，今天的許多中國軍迷並不反感，為什麽呢？因為波蘭支持日本發動的盧溝橋事變，輪到他自己被侵略了，所以“不值得同情”，而且是“大快人心”。第二個例子是二戰的“偉大勝利”，實際上我們沮喪地發現，導致二戰爆發的兩個因素，一是確保對波蘭獨立和完整的承諾，一是使英法列強免遭潛在的威脅，二戰結束時這兩個目的都未能實現。相對的客觀甚至需要經受時間的考驗。隨著歷史的變遷和政權的更叠，越來越多原本秘而不宣的資料浮出了水面，許多既成的認知受到了嚴重的質疑和沖擊，相對的客觀是否還能繼續“客觀”下去，很值得懷疑。

但這一切，與我們這個系列中的士兵並沒有太過直接的關系，這也不是需要他們思考的問題。對廣大讀者來說也是如此。就回憶錄來說，我們需要的是真實、詳盡的記述，既不是“文史資料”那樣的認罪書，也不是充滿了灌輸意味的“教科書”。至於個中的孰是孰非，在如今這個資訊異常發達的年代，相信每一個具有獨立思維能力的讀者自會作出鑒別和結論。

科朔雷克的《雪白血紅》，英文版中有一些小小的錯誤，例如“卡拉什尼科夫”的出現，在翻譯和校訂的過程中予以了修改。其他一些疏漏和錯誤之處，望讀者們見諒並指正。

小小冰人